伊朗：從伊斯蘭革命到後伊斯蘭主義的困境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伊朗：從伊斯蘭革命到後伊斯蘭主義的困境

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推翻巴列維王朝（Pahlavi Dynasty），建立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革命成功之初，民眾對以伊斯蘭教義為基礎的「伊斯蘭主義」公義社會抱有高度期待，希望取代舊政權的腐敗與壓迫。然而數十年後，國家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各領域普遍停滯，人民對革命理想的熱情消耗殆盡。

這種社會不滿本可孕育「後伊斯蘭主義」（Post-Islamism）改革的契機，但由於神權統治架構與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 IRGC）形成的權力網絡，任何觸及體制核心的改革都難以推動。

一、伊斯蘭革命後的神權政治架構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核心政治理念是徹底的伊斯蘭主義，國家與政府由伊斯蘭法學家監督統治（Velayat-e Faqih / Guardianship of the Islamic Jurist），這個神權統治架構是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Ruhollah Mousavi Khomeini）提出的。此制度賦予最高領袖（Supreme Leader / Rahbar，限定只有高層宗教領袖才有資格擔當）至上的政治與宗教權威，涵蓋國家安全、軍事、司法、情報、外交以及媒體。最高領袖還能任命或罷免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 IRGC）將領、司法首長（Head of Judiciary）、國營媒體主管（IRIB Chief），並掌握立法審查權與議會監督權。

伊朗的宗教機構和政治機構高度交織，例如：

宗教監護理事會（Guardian Council）：審查所有法律是否符合伊斯蘭教法（Sharia / Islamic Law）

專家會議（Assembly of Experts）：理論上監督最高領袖，但成員資格由Guardian Council審核

國家利益評估委員會（Expediency Discernment Council）：協調立法爭議，但受最高領袖控制

這種高度集中化的神權體制，使任何偏離教義或削弱最高領袖權威的政策，都無法通過。

二、革命衛隊（IRGC）與巴斯基民兵（Basij）的角色

革命衛隊成立於1979年，最初目的是保護革命成果、防止內外反對勢力推翻伊斯蘭共和國。隨後，IRGC發展為影響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媒體的核心權力機構。它的地位可類比納粹德國的納粹黨衛隊（SS）：既是政權的武裝守護者，也是制度利益的最大受益者。

IRGC的職能包括：

1. 保護神權統治：阻止政治改革或社會運動威脅最高領袖及神權體制。

2. 控制經濟資源：掌握能源、營建、金融與國營企業，形成龐大利益網絡。

3. 政治干預：扶植保守派議員，打壓改革派政治勢力。

此外，巴斯基民兵（Basij / Volunteer Militia）是IRGC下屬的志願民兵組織，波斯語原意為「動員」或「集合」，全稱為「受壓迫者動員組織」（Sāzmān-e Basij-e Mostaz'afin / Organization for Mobilization of the Oppressed）。Basij的主要功能是維護社會秩序、保護革命成果與推行政治及宗教教育。在全國抗議活動中，Basij民兵常被動員進行強力鎮壓，扮演保守派與神權政體的執行者角色。

**瑪莎·阿米尼事件（Mahsa Amini Incident, 2022）**清楚展示Basij的作用：22歲庫爾德族女性瑪莎·阿米尼因頭巾佩戴問題被道德警察（Guidance Patrol / Gasht-e Ershad）拘留，不久死亡，引發全國性抗議。抗議者訴求女性權利、個人自由及對神權統治的不滿。Basij與警察介入鎮壓，造成大量傷亡與逮捕，顯示任何挑戰神權體制的社會運動都可能被制度性力量壓制。

三、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及民眾不滿

伊斯蘭革命初期，民眾對政治正義與社會改革充滿熱情。然而，四十多年來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成果有限：

1. 政治發展停滯

選舉制度受Guardian Council過濾，改革派候選人常被取消資格

媒體與言論自由受限，公民社會無法正常運作

政府機構與地方治理高度受宗教精英控制

2. 經濟表現不佳

長期國際制裁及戰爭消耗國家資源

高度依賴石油收入，私部門受IRGC及國營企業壟斷

青年失業率高、通貨貶值、物價上漲，民眾生活困難

3. 社會文化壓抑

女性服裝規範、文化審查、資訊封鎖

少數族群、宗教少數及青年對政治自由與社會權利不滿

這種壓抑在瑪莎·阿米尼事件中爆發，顯示民眾對1979年革命理想的失望

四、哈塔米改革（1997–2005）：後伊斯蘭主義的短暫曙光

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當選總統象徵人民對改革的期待，他提出：

1. 公民社會理念：鼓勵學生、學術界與民間團體組織活動，推動法治與社會參與

2. 媒體開放：允許改革派報紙發行，文化討論有所放寬

3. 司法改革：試圖減少政治審判，增進法律透明度

然而，改革進展有限，主要因為：

Guardian Council封殺法律

IRGC與Basij施加強大壓力

保守派掌控司法與媒體

總統制度權力有限

結果，改革多為暫時性、局部性，政治制度與核心權力未改變，民眾失望加深。

結論：伊朗式後伊斯蘭主義的根本困境

伊朗的經驗顯示：

1. 神權體制高度集中，任何改革都受限於最高領袖與宗教機構

2. 革命衛隊（IRGC）與Basij作為神權守護者，壓制改革、控制經濟與社會

3. 民眾對1979年革命熱情消耗，形成社會改革需求，但缺乏制度空間

4. 哈塔米改革短暫且受阻，後伊斯蘭主義在政治層面無法實現

總結來說，伊朗的後伊斯蘭主義仍是被壓抑的社會需求，而非可改變政體的政治力量。權力結構穩固，改革動能受限，社會焦躁與制度僵化形成長期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