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伊斯蘭主義的定義、特徵與在伊斯蘭世界的實例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後伊斯蘭主義的定義、特徵與在伊斯蘭世界的實例

在 20 世紀後半，伊斯蘭世界興起多股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運動，如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的神權體制、土耳其的伊斯蘭政黨、南亞的伊斯蘭黨派等。然而，隨著多次政治實驗的失敗、城市化的加速與全球化的影響，許多穆斯林社會開始反思傳統伊斯蘭主義。

正是在此脈絡下，社會學者阿塞夫．巴亞特（Asef Bayat）提出「後伊斯蘭主義」（Post-Islamism）概念，用以描述伊斯蘭世界從「以宗教法治國」轉向「宗教文化 + 民主政治 + 公民權利」的歷史變遷。

本文旨在完整呈現後伊斯蘭主義的定義、特徵、代表性案例，以及其限制與未竟之路。

一、後伊斯蘭主義的定義

後伊斯蘭主義（Post-Islamism）並不是反宗教，也不是單純的世俗化，而是從政治伊斯蘭內部長時間的實驗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反思與修正。

它具有三個核心定義：

1. 政治與宗教的重新分界：

宗教保留文化與道德地位，但不再尋求控制國家法律與政府運作。

2. 宗教政黨的民主化轉型：

從「伊斯蘭主義政黨（Islamist Party）」轉變為「穆斯林民主黨（Muslim Democratic Party）」，類似歐洲的基督教民主黨。

3. 接受多元、自由與現代權利框架：

包含言論自由、婦女參政、公民社會、選舉競爭等價值。

總結而言：

> 後伊斯蘭主義 = 保留伊斯蘭的文化倫理 + 接受民主與多元社會 + 拒絕宗教壟斷國家權力。

二、後伊斯蘭主義的典型特徵

1. 從神法治國 → 宗教啟發的民主政治

2. 從強制宗教化 → 個人選擇的信仰生活

3. 從宗教革命 → 妥協、聯盟與議會政治

4. 從反西方 → 接受人權與普世價值框架

5. 從清真化公共領域 → 尊重生活方式多元化

6. 從宗教主導 → 宗教與世俗之間建立新平衡

後伊斯蘭主義不是「去宗教化」，而是「宗教回到文化與倫理的位置」。

三、後伊斯蘭主義的國家案例

以下按代表性排序

（一）突尼西亞（Tunisia）：後伊斯蘭主義最典範的案例

突尼西亞的安納達黨（Ennahda Movement）由拉希德．甘努希（Rached Ghannouchi）領導，被全球政治學界視為後伊斯蘭主義的最佳示範。

安納達的後伊斯蘭主義特徵包括：

1. 自我定位為「穆斯林民主主義政黨（Muslim Democratic Party）」

類似歐洲基督教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cy）。

2. 2016 年正式宣告宗教與政治分離

安納達宣布自此不再追求伊斯蘭法立國，而是在文化、教育與社會倫理層面維持伊斯蘭身份。

3. 在憲法上支持多元與公民權利

包含：

女性平權

民法優於伊斯蘭法

不禁酒、不強制戴頭巾

承認世俗派是民主的一部分

突尼西亞因此被視為後伊斯蘭主義「文本化、制度化、政治化」最完整的典範。即使 2021 年後政治倒退，後伊斯蘭主義理念仍已深植於突尼西亞社會。

（二）伊朗（Iran）：社會層面的後伊斯蘭主義，但國家仍是神權

伊朗的改革派運動（Reform Movement），尤其是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在 1997–2005 年的執政，是後伊斯蘭主義思想的早期雛形。

改革派的後伊斯蘭主義元素包括：

1. 主張「宗教民主（Religious Democracy）」而非神權統治

2. 呼籲文化多元與公民自由

3. 重視年輕世代與女性的社會參與

然而，因為監護者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與革命衛隊（IRGC）的強力控制，伊朗的後伊斯蘭主義無法在政治制度中落地，只能在：

大學生文化

女性社會運動

都市中產階級

中以「社會後伊斯蘭主義」的方式存在。

簡言之：

> 伊朗的國家是伊斯蘭主義的，但社會正加速後伊斯蘭主義化。

（三）土耳其（Turkey）：曾經走向後伊斯蘭主義 → 後來的逆轉

土耳其的正義與發展黨（Adalet ve Kalkınma Partisi，AKP）於 2002 年執政後，在前十年被廣泛視為後伊斯蘭主義的重要成功範例。

黨領袖為土耳其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

早期 AKP 的後伊斯蘭主義特徵包括：

1. 自我定位為「保守民主主義（Conservative Democracy）」而非伊斯蘭主義政黨

2. 支持加入歐盟，推動法治、民主改革與市場全球化

3. 不推動伊斯蘭法，而是保障穆斯林的個人宗教自由

4. 尊重憲政世俗制度（國父凱末爾的世俗主義 Kemalist secularism）

因此，早期的土耳其是後伊斯蘭主義的代表。

然而 2011 年後出現逆轉

埃爾多安逐步集權

國家伊斯蘭化加強

媒體自由下降

伊斯蘭民族主義上升

結果：

> 土耳其從後伊斯蘭主義 → 回到新伊斯蘭主義（Neo-Islamism）與民族保守威權。

但這段歷史仍重要，因為它顯示：

> 後伊斯蘭主義可以成功，但也可能被領導者逆轉。

（四）馬來西亞（Malaysia）：多宗教社會中孕育的漸進式後伊斯蘭主義

馬來西亞的伊斯蘭黨（Parti Islam Se-Malaysia，PAS）內部長期存在：

激進派（推伊斯蘭法）

溫和派（接受民主與多元）

溫和派後來與世俗政黨合作，形成「希望聯盟（Pakatan Harapan）」政府，推動：

反貪改革

多元族群合作

公民權擴張

在馬來社會愈來愈都市化、教育程度提高的情況下，宗教法治國的吸引力降低，形成一定程度的後伊斯蘭主義氛圍。

馬來西亞不是突尼西亞那樣明確，但也反映了：

> 宗教逐漸轉向倫理指導，而不再是國家法治基礎。

四、後伊斯蘭主義的形成原因

1. 政治伊斯蘭執政的挫敗：伊朗、蘇丹、阿富汗、伊斯蘭國（ISIS ）

2. 都市化與教育普及

3. 年輕世代個人主義與全球文化影響

4. 中產階級的公民意識興起

5. 國家治理需求促使宗教政黨務實化

後伊斯蘭主義正是這些歷史力量的匯流。

五、後伊斯蘭主義的限制與未竟之路

（一）理念困境：信仰教義的界線難以重畫

後伊斯蘭主義希望宗教在文化層面保留力量，但不控制政治。

然而某些議題牽涉不可妥協的教義：

婚姻與家庭法

改宗自由

同性戀與性別議題

伊斯蘭法與民法的終極權威

造成：

保守派認為改革太多

自由派認為改革不夠

後伊斯蘭主義因此常被夾在兩邊。

（二）政治結構困境：軍方、王室、神權體制的阻撓

多數穆斯林國家的政治權力不在政黨而在：

軍隊（埃及、巴基斯坦）

王室（摩洛哥、約旦、海灣國家）

神職階層（伊朗）

強人領袖（土耳其）

因此後伊斯蘭主義的政治空間容易被壓縮，如：

突尼西亞總統凱斯．賽義德（Kais Saied）於 2021 年暫停國會

伊朗改革派被監護者體制封殺

土耳其 AKP 後期逆轉宗教世俗平衡

後伊斯蘭主義在制度層面常被壓制。

（三）社會文化困境：三股力量相互拉扯

穆斯林社會通常存在三種力量：

1. 虔誠的宗教保守派

2. 都市世俗派

3. 自由主義與全球化青年

後伊斯蘭主義希望三者共存，但結果常見：

保守派：覺得太西化

世俗派：不信任宗教政黨

自由派：認為改革不夠

因此後伊斯蘭主義處於常態化的高張力環境。

六、結語：後伊斯蘭主義不是終點，而是過程

後伊斯蘭主義的價值不在於現階段是否成功，而在於：

> 穆斯林世界正在尋找一條既不放棄信仰、又不放棄自由、民主與多元的道路。

突尼西亞、伊朗改革派、土耳其、馬來西亞都是不同的實驗室。

有的成功、有的挫敗、有的未竟，但共同回答同一個問題：

在 21 世紀，伊斯蘭能否與民主、公民社會、個人自由共存？

後伊斯蘭主義是穆斯林世界對此問題最重要的探索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