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加（Edgar Degas）：印象派的陰影——反猶主義的深層結構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竇加（Edgar Degas）：印象派的陰影——反猶主義的深層結構

在印象派（Impressionism，法文 Impressionnisme）的群像之中，竇加（Edgar Degas, 1834–1917）一直被視為最具古典修養、最富紀律、也最冷峻的那一位。

他的芭蕾舞者、賽馬、洗衣女工與都市場景，以精準的線條、嚴密的構圖與近乎外科解剖式的觀察著稱，使他與莫內（Claude Monet）等光線派畫家形成鮮明對比。竇加同時也被視為「印象派中最不像印象派的人」——嚴苛、不妥協、甚至憤世嫉俗（cynical）。

然而，自20世紀後半葉以來，研究者逐漸揭露：竇加並非僅在藝術理念上與時代格格不入，他的政治立場、社會觀與私人情感，更深深浸染於一種持久、根深蒂固、甚至激烈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法文 antisémitisme），並在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時達到高峰，使他與舊友決裂、與同僚疏離，並使其藝術生命蒙上一層陰影。

與雷諾瓦不同，竇加的反猶主義並非來自市場焦慮或文化排他性，而更接近於一種人格結構化的、不信任性的敵意；它與他的社會背景、家族秘密、孤僻性格以及嚴苛道德觀相互交纏，使其反猶立場呈現出獨特而深層的形態。

本文探討竇加如何走向反猶主義，以及這一立場如何渲染其晚年生活與後世形象。

一、竇加的背景：古典修養、銀行家家庭與危機意識

竇加出身於銀行家家庭，其父親奧古斯特・竇加（Auguste De Gas）來自富裕的克里奧爾（Creole，有法國血統但出生於法國海外殖民地）社會階層，其母方家族則與義大利那不勒斯貴族有聯繫。竇加最初的姓氏其實是 De Gas（帶貴族風格），後來才改寫為 Degas。這一轉變本身，就透露出竇加一生對「身份」「高貴」「階級」極為敏感。

這種階級敏感，在19世紀末的法國社會，往往與反猶話語並存：

猶太人被視為成功的銀行家、藝術商、律師與新興資產階級，象徵「上升的、流動的、非傳統的力量」；而傳統貴族及其文化支持者，則對這種力量感到不安。

竇加的人格特質包含：

高度自律

冷峻觀察

對人性的不信任

憤世嫉俗（cynicism）

孤獨傾向

這種性格使他容易將社會結構問題視為「道德腐敗」或「陰險勢力」。因此，一旦竇加接受反猶論述，他便以驚人的堅定抱持下去，直到生命終點。

二、家族醜聞與反猶心結：歷史學者指出的深層因素

研究者在20世紀後期指出，竇加反猶傾向的深化，可能與其家族面臨的財務危機有關。

（1）竇加家族的金融破產

1870年代末期，竇加的兄弟雷內（René Degas）因金融失敗導致家族財務崩潰。更嚴重的是，雷內在紐奧良（New Orleans）涉入一場債務醜聞，使整個竇加家族陷入羞辱。竇加不得不賣畫來救家，並在父親過世後承擔家庭負債。

（2）責任、羞辱與敵意的投射

雖然竇加沒有直接言明，但研究者推測：

他的家族崩解

社會地位滑落

「身為銀行家之子卻經濟破敗」

使他對金融界、商人階級與新興資本主義懷有持久敵意。而在十九世紀末的法國，這類敵意極容易與反猶敘事套疊：猶太人常被視為資本主義、金融與國際商業的代名詞。

竇加的私人憤怒與時代反猶文化結合，構成他反猶主義的心理結構基礎。

三、反猶主義的形成：從偏見到信仰

竇加的反猶言論散見於友人的書信、訪談記錄以及印象派圈子的口耳相傳中。他曾形容猶太人為：

「陰險的影子」

「腐蝕的力量」

「寄生性的外人」

竇加甚至曾以嘲弄語調模仿猶太口音。在當時的法國，模仿猶太口音是一種常見的反猶手法，象徵「不可融入的他者」。與雷諾瓦的「文化排他」相比，竇加的語調更為尖銳、帶有明顯敵意。

（1）偏見並非片段，而是系統性的

竇加反猶的最大特點，是其一致性與持久性。

他在1890年代之前便已有反猶傾向，到了德雷福斯事件時，更是毫不隱藏，甚至變得激烈。

（2）與猶太畫家畢沙羅決裂

卡米耶・畢沙羅（Camille Pissarro, 1830–1903）是印象派的核心人物，也是猶太裔。竇加原本與畢沙羅保持友誼，但在德雷福斯事件爆發後，竇加因畢沙羅是挺德雷福斯派，而與之公開決裂。

畢沙羅晚年多次向友人嘆息竇加的態度。「他已不再向我問好。」畢沙羅寫道。

竇加拒絕與持不同政治立場的友人來往，而他之所以如此激烈，正因他把反猶主義內化為「道德判斷」而非僅是政見。

四、德雷福斯事件：竇加反猶思想的全面爆發

德雷福斯事件（1894–1906）是竇加的反猶主義浮上檯面的關鍵時刻。

德雷福斯案發後，法國軍方利用偽造文件將猶太裔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定罪，押往惡魔島終身監禁（後改判）。在事件後期，左拉（Émile Zola）發表震驚全國的〈我控訴…！〉（J’accuse…!），使事件成為法國史上最重要的公民正義辯論。

印象派圈子分裂成兩派：

挺德雷福斯派（Dreyfusards）：莫內（Monet）、畢沙羅（Pissarro）

反德雷福斯派（anti-Dreyfusards）：竇加、雷諾瓦（Renoir）、塞尚（Cézanne）

竇加屬於最激烈的一組。

（1）竇加對事件的立場

他反覆表示「德雷福斯肯定有罪」，反對重新審判，並對挺德雷福斯派表現出強烈敵意。

根據同時代記錄，竇加曾說：

> “Il n’y a pas d’erreur. Dreyfus est coupable.”

「並沒有錯判。德雷福斯有罪。」

這句話在德國間諜真正被揭露後仍不改，即使證據已證明德雷福斯無辜。

（2）竇加與朋友圈的崩解

莫內、畢沙羅、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等人皆對竇加的態度深感震驚。

在印象派後期的聚會中，竇加常因政治立場激烈爭吵而離席乃至中斷往來。

竇加因此成為印象派中因德雷福斯事件而與最多友人決裂的人。

五、藝術中的反猶符碼？學界的爭議與分析

與雷諾瓦不同，竇加的作品中存在某些主題，被後世研究者認為可能暗含反猶意涵。

需要強調：竇加未曾描繪猶太人為主題作出直接侮辱性的形象。

但其作品所選擇的社會場景與人物，有時會啟動反猶符碼。

（1）「新興資本家」場景的描繪

竇加對銀行家、股票交易市場、法律界等主題偶有描繪，而這些領域在19世紀末的反猶敘事中常被視為「猶太人的領域」。雖然竇加未畫出「猶太特徵」，但他的觀點常被認為帶有階級敵意，而此敵意又與其反猶立場相應。

（2）「背影」「窺視」與「陰影」的構圖

一些研究指出竇加畫作中的某些「背影人物」或「陰影中的觀者」與反猶象徵相符，但此部分爭議較大，學界並未達成共識。

較可靠的論點是：

竇加的反猶主義不主要表現在圖像，而表現在他的態度、語言與社交動態中。

六、晚年的竇加：孤獨、偏執、與反猶主義的固化

竇加的晚年生活充滿孤獨。他因視力惡化無法繼續作畫，逐漸退出社交圈。他從不結婚、無子嗣、朋友漸減，而他自身冷峻與不信任的性格，使他難以接納新朋友。

在這種孤立狀態下，竇加的反猶立場似乎進一步固化。他越來越常抱持悲觀與敵意，對世界的「不道德性」「混亂性」深感不安，而猶太人（在他心中）成為這些不安的象徵性對象。

竇加於1917年去世時，他的反猶態度仍未動搖。

種「堅定到最後一刻」的反猶主義，顯示他已將之視為自己世界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七、後世評價：天才與偏見，如何並置？

竇加的反猶主義在今日成為評價他時無法迴避的議題。與華格納、德呂蒙、雷諾瓦不同，竇加的反猶並非形塑宏大敘事，也未透過文字理論對後世造成思想影響；但它深刻地塑造了他的社交網絡、藝術圈地位與人格形象。

（1）竇加之所以值得討論，不是因為他傷害了誰，而是因為：

他的反猶主義揭露了文化精英階層內部偏見的真實性。

竇加是受過良好教育、閱讀廣泛、技藝精湛的藝術家

他並非無知的民粹反猶者

而是一位透過理性語彙、道德論述與自我正義，去維繫偏見的人

這使他成為「知識階層反猶主義」的典型案例。

（2）藝術能否與人格切割？

這是後世評論竇加時最常被提出的問題。

他的芭蕾舞者形象讓世人聯想到輕盈與純粹

但他的私人言論卻充滿敵意與偏狹

這種張力就是竇加身上最「現代」的部分

他提醒我們：

偉大藝術並不能保證其創作者擁有寬容的人格。

而竇加的藝術天才與其偏見人格並存，使他成為理解「藝術家與政治」關係時的經典案例。

八、結語：竇加作為一種「深層反猶主義」的典型

竇加之所以值得書寫，不是因為他發表過系統性的反猶著作，也不是因為他在反猶史上的影響力如德呂蒙或華格納般巨大，而是因為：

竇加的反猶主義揭露了「人格結構型反猶」的核心特徵。

這種反猶不依靠政治口號，也非群眾洗腦，而是源於：

階級意識

道德判斷

憤世嫉俗

個人創傷

傳統文化想像

與他人疏離的孤獨

這些因素交織，使竇加對世界的不信任找到「猶太人」作為象徵性的承受者。

因此，竇加提供了理解十九世紀末歐洲文化偏見、特別是精英階層反猶心理的重要窗口。

他的藝術仍舊光輝迷人，但他的名字也提醒我們：

文明不會自動帶來寬容，美學不會自動消除偏見。

天才的雙手能描繪舞者的輕盈，也能握住深藏於心、冷峻持久的偏見。

竇加正是在這矛盾之間，成為藝術史上最複雜、也最值得省思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