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對生命倫理爭議的政治與法律抗爭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基督宗教對生命倫理爭議的政治與法律抗爭

​在基督宗教的框架下，天主教會與新教福音派雖然在神學細節上有別，但在「生命神聖性」（Sanctity of Life）的立場上高度一致。他們認為生命從受孕（Conception）那一刻開始，且唯有上帝有權決定生命的終結。

​為了將信仰價值轉化為公共政策，這兩大群體在法律與政治戰場上發展出了極其成熟的抗爭模式。

​一、 法律訴訟：從防禦轉為主動進攻

​在法律層面，教會不再只是被動接受法律，而是透過專業的法律組織進行精密的「法律戰」。

​策略性訴訟（Impact Litigation）： 透過資助特定的個案（例如著名的 Dobbs v. Jackson 案）來挑戰現有法律。他們尋求推翻如「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等過去被視為憲法保障的權利。

​捍衛「良心拒絕權」（Conscientious Objection）： 透過法律遊說，確保醫護人員、藥劑師或醫療機構有權基於宗教信仰，拒絕參與執行墮胎、安樂死或提供避孕藥具，而不受法律制裁。

​法律智庫的強大支援： 如美國的「捍衛自由聯盟」（ADF）或「貝克特宗教自由基金會」。這些組織擁有頂尖律師團隊，專門為涉及生命倫理的案件提供免費援助，並頻繁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摘要以影響法官的裁決思維。

​二、 具體爭議議題的抗爭核心與手段

​針對不同的倫理爭議，這些組織採取了高度針對性的策略：

​1. 關於墮胎（Abortion）

​核心理由： 認為胚胎在受孕當下即是具備靈魂與生存權的「人」。

​抗爭手段： 在各州推動「心跳法案」（禁令門檻提前至懷孕6週）；透過行政程序增加墮胎診所的營運難度（TRAP laws）；最終目標是推翻聯邦對墮胎權的保障。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 2022 年 6 月 24 日 作出裁決，判決撤銷了 1973 年的 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 與 1992 年的 普夫克斯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的先例。

這個裁決（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明確指出：

聯邦憲法並未賦予婦女墮胎權，

墮胎的法律規範權限應由各州自行決定。

因此，自此之後，美國各州在墮胎問題上的立場差異極大，有的州全面禁止或嚴格限制墮胎，有的州則維持或保障墮胎權。

2. 關於安樂死（Euthanasia / Assisted Suicide）

​核心理由： 堅信死亡權不在人手中，安樂死違背了上帝對生命的排他性主權。

​抗爭手段： 大力遊說反對「協助自殺」合法化；同時推動加強安寧療護（Hospice Care）的立法，以此證明維持生命尊嚴不需要透過結束生命來達成。

​3. 關於代理孕母（Surrogacy）

​核心理由： 天主教會對此尤其反對，認為這將生命商品化、工具化，破壞了「自然生育」與「傳統家庭」的倫理結構。

​抗爭手段： 在歐洲及天主教傳統深厚的國家，推動將商業代孕入罪化，或嚴格限制非商業代孕的法律認可。

​三、 政治遊說：組織化與草根力量的結合

​新教福音派與天主教在遊說策略上各有側重，但經常形成「普世教會聯軍」。

​「單一議題投票」（Single-issue Voting）： 這是最有效的武器。教會透過講壇教導與分發「選民指南」，將墮胎或安樂死定調為「首要道德議題」，促使信徒在投票時優先考慮候選人在生命議題上的立場。

​專業遊說機構的運作： 天主教會主要透過「全國天主教生物倫理中心」（NCBC）提供政策與倫理建議；新教福音派則透過如「家庭研究理事會」（FRC）等政治智庫，在國會進行直接遊說與法案起草。

​大規模基層動員： 組織如「為生命前進」（March for Life）等大型年度遊行，向政治人物展示其背後強大的民意與選票基礎。

​四、 當前趨勢：向地方與國際轉移

​隨著全球政治局勢變化，這些組織的重心出現了兩個轉向：

​地方化（Localization）： 在美國聯邦墮胎權倒塌後，資源正大量湧入州議會，力求在地方層級建立更嚴格的限制。

​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 天主教會利用梵蒂岡在聯合國的觀察員地位，聯合新教與部分伊斯蘭國家，在國際公約中抵制將墮胎定義為「基本人權」，並在跨國法律論壇上建立保守派連線。

​結語：

天主教會的抗爭往往更具系統性（基於深厚的教理傳統），並常伴隨對窮人福利的支持；而新教福音派則與保守派政黨結盟更深，其行動往往具備更強的政治攻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