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聖金口若望（Saint John Chrysostom）與反猶言論研究：神學、文本與歷史脈絡 一、前言 聖金口若望（約公元 347–407）是東方教會最具影響力的教父之一，以其生動而犀利的講道聞名。其稱號「金口」意指口才卓越，講道熱情而尖銳。作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在講道中不僅關注基督徒的道德教化，也經常談及猶太人的宗教行為。 然而，其講道中出現的大量反猶語言，引起後世爭議。學者指出，金口若望的言論對中世紀和近代教會對猶太人的態度，尤其在文化、神學與政治上，有深遠影響。本文旨在： 1. 系統呈現金口若望反猶言論的文本內容 2. 分析其神學與講道脈絡 3. 探討後世解讀與歷史影響 4. 與新約文本語境進行比較 二、生平與歷史背景 聖金口若望出生於安提約基亞（今敘利亞境內），家庭背景受希臘化文化影響，母親為虔誠基督徒。青年時期即追求修道生活，後來成為安提約基亞教會的講道者，以道德與聖經解釋聞名。 398 年，他被任命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此時，東羅馬帝國正處於基督教化初期，猶太社群在經濟、教育與宗教上仍有一定影響力。教會面對： 社會中猶太人的經濟與宗教活動 基督徒與猶太社群的宗教爭辯 帝國內政治與宗教權力的交錯 金口若望的講道，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形成。其語言激烈，目的在於加強基督徒信仰、排除異端，但後世卻被部分群體用作反猶理據。 三、反猶講道的主要來源 金口若望的反猶言論主要見於其講道集《Adversus Judaeos》（反猶講道）中，這些講道通常以猶太人的宗教行為為批判對象。其特徵包括： 1. 道德與宗教指控 批評猶太人不承認耶穌為彌賽亞 指責殺害先知與基督的行為 將猶太人描寫為「魔鬼的兒女」、「罪惡充滿世界」 2. 講道文體與修辭 強烈的譴責性語言，經常以比喻、象徵與情感化語句呈現 旨在強化基督徒道德認同，警惕信徒遠離「猶太錯誤」 3. 針對性 多針對猶太領袖、會堂長老、反對基督的群體 並非對整個民族進行歷史性的族群定罪 四、典型反猶言論與文本分析 1. 羅馬式譴責：猶太人殺害先知與基督 金口若望常用新約經文作為論據，例如： 馬太福音 27:25「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約翰福音 8:44「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 他將這些經文解讀為對猶太人的全面譴責，語言激烈、充滿憤怒。例如在講道中，他寫道： > 「猶太人是...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新約中的反猶問題：以Antisemitism in the New Testament 為核心的文本、脈絡與神學分析——兼論猶太—基督宗教內部論辯、文本語境與後世曲解的形成 依 Lillian C. Freudmann 著作《Antisemitism in the New Testament》為主要參照 一、前言：問題的歷史性重量 新約文本寫於公元一世紀，原作者幾乎全是猶太人，初代教會本質上仍是猶太宗教中的改革運動。 然而，自四世紀基督教成為帝國宗教後，新約中的某些論辯段落被解讀為「整體猶太民族的定罪」。 Freudmann 在《Antisemitism in the New Testament》中提出核心問題是： > 新約中是否包含結構性反猶？或後世反猶是脫離語境的濫用？ 書中分析從文本批判、歷史背景、教會註釋史等角度評估新約經文如何被後世反猶運動使用，並指出： 新約文本本身是猶太宗教內部辯論 與後來種族化的反猶主義完全不同 但某些段落若脫離脈絡，確實容易被誤用 本文依 Freudmann 的問題意識，逐卷分析關鍵經文，特別著重馬太、約翰、使徒行傳、帖撒羅尼迦前書、加拉太書、羅馬書等。 二、馬太福音 27:25：歷史上最具殺傷力的一句話 和合本經文 馬太福音 27:25 「眾人都回答說：『他的血歸到我們和我們的子孫身上。』」 分析： 1. 語境：耶路撒冷祭典期間的政治動員，群眾不是整體猶太民族。 2. 義務與權力：歷史上，只有羅馬有權釘十字架。 3. 文學功能：先知式象徵語言，不具法律效力。 Freudmann 指出，若後世將此節作為民族詛咒，屬語境錯置（decontextualization）。 三、約翰福音 8:44：屬靈隱喻如何被誤解為種族宣告 和合本經文 約翰福音 8:4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 「你們」指的是與耶穌辯論的法利賽人群體，而非全民族。 約翰福音的“猶太人”（hoi Ioudaioi）多指宗教領袖。 象徵性語言，談的是屬靈生命的歸屬，而非種族仇恨。 四、使徒行傳：衝突記錄，非反猶宣告 （一）徒 3:15 「你們殺了那生命的主，神卻叫他從死裡復活了。」 指向耶路撒冷群眾中參與審判耶穌者 修辭屬先知式，非民族定罪 （二）徒 13:45–46 「45 猶太人看見許多人，就...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逃避自由》書籍評介 —— 聚焦「德國人民為何擁戴希特勒」的深入解析 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佛洛姆（Erich Fromm）提出一個看似矛盾卻戳破現代性的洞見：現代人固然獲得了形式上的自由，但卻因孤立、失根與恐懼，反而渴望放棄自由。當自由不再被理解為「行動的能力」，而成為「孤獨的負擔」時，人就會尋求可以替他承擔焦慮的外在權威。 正是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佛洛姆對德國人擁戴希特勒的原因，提出極其細膩的心理—社會分析。 這個分析不是政治學式的，而是深植於精神分析、社會心理學與文化批判。 一、自由帶來孤立，而孤立帶來恐懼：希特勒崛起的心理背景 佛洛姆指出，在近代德國（特別是一戰後），個人主義的興起並沒有讓大多數人真正成為自主的公民。恰恰相反： 傳統社群瓦解 階級結構動搖 宗教權威失去凝聚力 經濟崩壞、通膨、失業 政治劇烈動盪 民族自尊受挫 「自由」在此歷史條件下，不是積極的力量，而是個體和舊社會秩序分離後的茫然。 佛洛姆的關鍵洞見是： > 德國人並不是因為愛希特勒而追隨他，而是因為受不了自由所帶來的孤立感，而尋求一個能讓他們再次感到“融合”與“確定”的力量。 這不是理性選擇，而是心理需求的產物。 二、佛洛姆三大「逃避自由」機制：希特勒如何精準提供每一項？ 佛洛姆指出，當自由造成焦慮，人會透過三種方式逃離自由： 1.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 尋求外在強權支撐自我。 2. 破壞性（Destructiveness） — 透過毀滅他人或世界來減少自己的無能感。 3. 機械同化（Automaton Conformity） — 放棄個人性，融入群體，成為與他人「一模一樣」的齒輪。 佛洛姆指出希特勒主義的力量就在於，它同時滿足了這三種心理需求。 這是德國人擁戴他的核心原因。 三、威權主義：希特勒成為德國人的替代自我（substitute self） 佛洛姆的論述特別強調： > 希特勒之所以能吸引，並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綱領，而是因為他為人民承擔了自由的負擔。 在佛洛姆眼中，德國人在一戰後感到無能、羞辱、孤立，他們渴望一個能： 替他們決定道路 替他們定義敵人 替他們承擔責任 替他們宣稱價值 替他們建構生活意義 的人物。 希特勒的權威不是壓迫性的，而是「解放式的權威」：他解放人民於自...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書籍評介：《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一部〈反猶主義〉深入論述解析 漢娜·鄂蘭在第一部開篇即提出一個極具挑戰性的觀點：反猶主義不只是歷史偏見或宗教仇恨的殘留，而是一種現代政治現象。她的論證核心在於將反猶主義與民族國家、群眾社會、帝國主義、種族化思想連結起來，說明其如何成為納粹極權主義的心理與社會前提。 1. 反猶主義的現代性 鄂蘭首先駁斥將反猶主義視為“千年偏見”的觀點。她指出，中世紀對猶太人的排斥雖然存在，但其特點是宗教性與功能性：猶太人多被限制在特定職業或社群範圍，並在法律與社會規範下可被容納或控制。這種仇恨帶有界限，並未形成全社會的動員工具。 到了 19 世紀，隨著民族國家崛起，猶太人被重新定位：他們不再只是宗教上的“他者”，而成為民族國家敘事中的政治敵人。鄂蘭強調，這種現代反猶主義不是偏見自然演變的結果，而是社會、政治、心理結構互動下的產物：當群眾社會形成、國族意識興起，猶太人就被投射為國家內的外來者與替罪羊。 2. 猶太人的歷史角色與象徵意義 鄂蘭分析了宮廷猶太人的歷史現象，例如羅斯柴爾德家族等跨國金融家，她稱之為「Court Jews」。這些猶太人雖為王權提供財務服務，但也象徵跨國利益與舊秩序。當民族國家取代封建王權，群眾政治興起時，猶太人的存在正好可以被政治家用來標示“非人民”的群體。 鄂蘭論證：猶太人受攻擊不是因為其財富或宗教，而因為他們代表舊秩序、跨國性以及社會整合的缺位。這種象徵性的定位，使得他們成為政治運動中理想的“共同敵人”。 3. 群眾社會的心理基礎 鄂蘭指出，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造成傳統社會結構瓦解，出現大量孤立個體，缺乏社會歸屬感。這些人容易受到簡化敘事和陰謀論的吸引。反猶主義在此階段不再只是精英的政治工具，而是滿足群眾心理需求的社會現象：提供清晰的敵我分界，賦予群眾秩序感與意義感。 鄂蘭將這種心理結構看作極權主義運作的前提：如果沒有群眾願意接受陰謀論與替罪羊敘事，極權政治就無法動員社會。 4. 陰謀論的形成與意識形態化 反猶主義從偏見演變為完整意識形態的過程，是鄂蘭分析的核心。她指出，猶太人被描繪成操縱金融、媒體、政治、文化的全能陰謀集團，社會問題如經濟危機、戰敗、道德衰敗都歸咎於猶太人。這種封閉的世界觀不依賴現實證據，而是自洽，滿足群眾對秩序與解釋的心理需求。鄂蘭強調，這正是極權主義能迅速建立控制的...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書籍評介：《平庸的邪惡》（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作者：Hannah Arendt（漢娜・鄂蘭）** 1963 年出版的《平庸的邪惡》，是 20 世紀政治思想中最具爆炸性的著作之一。鄂蘭以記者身分前往耶路撒冷，報導納粹官員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判。原本人們期待她提供一個關於「魔鬼般的納粹罪犯」的道德描寫，然而鄂蘭卻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觀察──艾希曼既不是惡魔，也不是精神變態。他外表平凡、語言空洞、思緒貧乏、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他並非懷抱強烈仇恨，而是「不思考」，讓他成為巨大邪惡機器中的可靠螺絲。 這個觀察，使她提出震撼人心的概念： > 邪惡可能不是來自深不可測的惡念，而是來自於沒有思考。 在某些情況下，邪惡是平庸的、日常的、可複製的。 此概念的提出，既是哲學上的突破，也是道德上的挑戰。 一、背景：艾希曼審判與鄂蘭的現場觀察 1960 年，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Mossad）在阿根廷逮捕艾希曼──納粹德國「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後勤主管。艾希曼負責： 設計大規模遣送猶太人的鐵路安排 協調黨衛隊與外務部 管理數百萬人的移送與死亡 他的簽名出現在無數文件上，他的行政決策成為最終滅絕計畫的骨架之一。 鄂蘭前往耶路撒冷時，帶著哲學家與政治思想家的眼光，她要觀察的不是單一罪犯，而是： > 現代國家、官僚制度與人性弱點如何結合，造成歷史上最有組織的罪惡。 她看到的艾希曼，令她深受震撼──不是因為他的邪惡，而是因為他的普通。 二、鄂蘭的核心論點：平庸的邪惡 1. 艾希曼不是魔鬼，而是「不思考的人」 鄂蘭認為艾希曼並非嗜血之徒，而是一個典型的官僚技術官僚： 他以「完成任務」為榮 以語言公式化、官僚化的句法思考 以「規範」、「法令」、「服從」掩蓋自己的道德責任 失去把自己的行為放進道德判準中的能力 鄂蘭說： > 艾希曼不是兇手中的怪物，而是怪物般體系中的典型人。 這是最令人不安的警告。 2. 邪惡不必來自狂熱，而可以來自冷漠與不思考 平庸的邪惡不是弱化邪惡，而是指出： 在現代官僚體制中 在極權主義下 在一切被規範化、制度化、程序化的環境裏 個體可能完全放棄自主的道德思考，只在乎「符合規定」。 這種「思想空洞」使得極端罪行...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書籍評介：《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 作者：Daniel Jonah Goldhagen** 1996 年出版的《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是近三十年來討論納粹大屠殺最具爭議與震撼性的著作之一。Goldhagen（丹尼爾‧戈爾德哈根）以美國哈佛訓練的政治學與歷史學背景，對德國社會如何從「普通人」走向「種族滅絕的積極執行者」提出激烈主張。他拒絕將大屠殺理解為： 盲從命令 結構壓力 官僚機制的冷漠 或少數狂熱者的犯罪行為 相反地，Goldhagen 認為： > 德國大屠殺不是少數納粹的罪行，而是數百萬普通德國人「心甘情願」參與的行動。 其根源是德國文化內部長期存在的「消滅性反猶主義」（eliminationist antisemitism）。 這種論點在學術界引發強烈爭論，但也因其直言不諱而吸引大量讀者。要理解本書的價值，必須拆解作者的核心論證、史料運用方式、貢獻與缺陷。 一、核心主張：消滅性反猶主義，驅動普通德國人參與屠殺 Goldhagen 的主論斷可濃縮成一句話： > 普通德國人集體內化了一種「猶太人必須被消除」的文化，因此他們不是被迫屠殺，而是願意屠殺。 1. 德國反猶文化具有獨特性與極端性 Goldhagen 認為德國的反猶傳統不同於法國、波蘭或俄國的反猶，其特色包括： 把猶太人視為道德癌瘤、國家毒素 認為為了「德國的存續」必須先除掉猶太人 把種族滅絕視為合理、必要、正義的行動 這種「強烈的、道德化的仇恨」讓屠殺行為變得可被理解、甚至被視為義務。 2. 普通人不是被迫，而是高度投入 Goldhagen使用大量個案研究，尤其是： 預備役警察第 101 營（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納粹警察與黨衛隊的實地調查報告 執行槍決、驅逐與守衛的士兵訪談 他指出這些人： 多數不是狂熱納粹 多數來自工人階級、中下階層 有選擇迴避暴行的自由，但很少人選擇退出 他們不只是服從命令，而是主動尋找、追捕、羞辱、折磨與殺害猶太人。 Goldhagen 由此得出結論： 殺戮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執行者相信自己在做道德上正確的事。 二、主要證據與案例：第 101 營與步兵警察 G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