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議神學(Theology of Protest)是什麼?是對神的不作為抗議?抗議神沒能展現其全善與全能?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抗議神學(Theology of Protest)強調在面對極端苦難、邪惡或不公(如大屠殺)時,信徒可以通過質疑、挑戰甚至「抗議」上帝來表達信仰。

抗議神學(Theology of Protest)是什麼?抗議神學是一種神學立場,特別在猶太教的後浩劫神學(後大屠殺神學,Post-Holocaust Theology)脈絡中發展,強調在面對極端苦難、邪惡或不公(如大屠殺)時,信徒可以通過質疑、挑戰甚至「抗議」上帝來表達信仰。













這種神學並不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承認人類在苦難中的憤怒、困惑和失望,認為這種抗議本身是一種與上帝對話的方式,體現了信仰的真誠和深度。抗議神學拒絕為苦難提供簡單的解釋(如「上帝的旨意」或「試煉」),反而強調人類有權質問上帝的沉默或不干預,同時仍維持與上帝的關係。

抗議神學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聖經》中的約伯記,約伯在遭受無辜苦難後質問上帝的正義,但最終仍接受與上帝的關係。這種神學特別在猶太教中顯著,因為大屠殺的規模和殞地性挑戰了傳統的神義論(theodicy,即為上帝允許邪惡存在提供理由的神學)。

抗議神學認為,試圖為大屠殺這樣的悲劇尋找理由可能是對受害者的不敬,因此轉而通過抗議來表達信仰的複雜性和人類的道德立場。

抗議神學的核心特徵包括:

質問上帝的正義:

信徒有權對上帝在苦難中的沉默或不作為提出質疑,這種質疑被視為信仰的一部分,而非背棄信仰。

拒絕傳統神義論:

反對用「上帝的計劃」或「苦難有目的」來解釋邪惡,認為這樣的解釋無法正視苦難的真實性。

保持與上帝的對話:

抗議並非否定上帝,而是通過質問和爭辯來維持與上帝的動態關係,類似於猶太傳統中的「與上帝爭辯」(arguing with God)。

道德責任:

強調人類在面對邪惡時的行動責任,抗議神學不僅是對上帝的質問,也是對人類自身的道德呼喚。

抗議神學的例子

以下是一些具體的例子,展示抗議神學如何在思想、作品或實踐中體現:

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的《上帝的審判》(The Trial of God)

說明:維瑟爾是大屠殺倖存者,他的作品深刻體現了抗議神學。他的劇作《上帝的審判》(1979)虛構了一場17世紀波蘭猶太村莊中的故事,村民因遭受迫害而將上帝置於審判席,質問上帝為何允許無辜者受苦。劇中角色激烈爭辯上帝的正義,最終雖未得出結論,但這種質問本身被視為信仰的表達。維瑟爾強調,抗議上帝並不意味著放棄信仰,而是通過質問來尋求意義。

例子:

在劇中,一位名叫伯爾(Berish)的猶太旅店老闆質問上帝:「你為什麼讓我的孩子死去?你的正義在哪裡?」這種質問反映了維瑟爾自身在大屠殺中的經歷,他在《夜》中也記載了對上帝沉默的憤怒,但最終仍選擇通過寫作和見證來維持信仰。

約伯記中的抗議精神

說明:約伯記是抗議神學的經典文本基礎。約伯是一個義人,卻遭受無端的苦難(失去財產、家人和健康)。他質問上帝的正義,拒絕接受朋友們提出的「苦難是罪的懲罰」說法。約伯的抗議最終引發上帝的回應,雖然上帝未直接解釋苦難的原因,但肯定了約伯質問的合法性。

例子:

約伯在《約伯記》10:2-7中說:「我要對上帝說:不要定我有罪!請指示我,你為何與我爭辯?」這種直接向上帝發出的挑戰成為後來抗議神學的原型,影響了後浩劫神學家如維瑟爾和布雷特曼。

扎卡里·布雷特曼(Zachary Braiterman)的「反神義論」(Anti-Theodicy)

說明:

布雷特曼在《(God) After Auschwitz》中提出「反神義論」,認為為大屠殺這樣的邪惡尋找神學理由是不道德的。他主張抗議神學允許信徒表達對上帝的憤怒和失望,而無需為上帝辯護。他的觀點強調,抗議是一種真誠的宗教表達,特別適合後大屠殺時代。

例子:

布雷特曼援引猶太拉比文獻中的抗議傳統,如《塔木德》中記載的拉比質問上帝為何允許聖殿被毀。他認為,大屠殺倖存者(如維瑟爾)的質問延續了這種傳統,通過抗議來重建信仰,而不是接受苦難的「正當性」。

猶太教傳統中的「與上帝爭辯」

說明:

猶太教有悠久的「與上帝爭辯」傳統,抗議神學從中汲取靈感。例如,《創世記》中亞伯拉罕為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命運與上帝爭辯,質問「審判全地的主,豈不公義?」(創世記18:25)。

這種爭辯被後浩劫神學家視為抗議神學的基礎,允許信徒在苦難中質問上帝而不失信仰。例子:在後大屠殺時代,一些拉比(如卡林巴赫,Kalonymus Kalman Shapira)在集中營中寫下的講道中,質問上帝為何棄絕猶太民族,但同時呼籲信徒通過祈禱和團結來回應苦難,體現了抗議與信仰的結合。

當代應用:

社會正義與抗議神學

說明:

抗議神學不僅限於大屠殺的反思,也被應用於當代社會不公的宗教回應。一些猶太和基督教神學家將抗議神學擴展到種族主義、貧困或環境危機等議題,認為質問上帝的同時也要求人類採取行動來修補世界(tikkun olam)。

例子:

當代猶太神學家如亞瑟·格林(Arthur Green)受到抗議神學啟發,呼籲信徒質問上帝的同時積極參與社會正義運動,如反對種族歧視或氣候變化,認為抗議必須伴隨行動才能有意義。

總結

抗議神學是一種在苦難和邪惡面前的信仰表達,允許信徒質問上帝的正義和沉默,而不否定與上帝的關係。它在大屠殺後的猶太神學中尤為重要,通過如維瑟爾的文學、布雷特曼的反神義論以及猶太傳統中的爭辯精神,展現了質問與信仰並存的可能性。這種神學不僅回應了大屠殺的創傷,也為當代信徒面對不公和苦難提供了一個真誠的宗教框架,強調抗議是對上帝和人類責任的雙重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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