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與上帝容許的奧祕：天災與人禍之間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自由意志與上帝容許的奧祕：天災與人禍之間

一、災難的雙重面貌

當代世界的災難早已難以簡單分類為「天災」或「人禍」。颱風、地震、海嘯與瘟疫固然屬於自然界的力量，但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干擾卻往往放大其毀滅力；戰爭、屠殺與貧窮看似人為禍源，卻也牽涉環境、氣候與歷史條件。這種模糊性使得「災難」成為神學上最棘手的課題之一。

在古代，人們慣以神罰解釋災害。希伯來聖經中多處記載上帝降災以懲惡警世，如洪水、蝗災、硫磺火。然而隨著理性與科學的發展，人類逐漸理解自然規律，並能以技術減輕災害之害。此時，「為何上帝容許」的問題便不再停留於宗教神話層次，而轉化為深刻的神義論挑戰：

若上帝全能而慈愛，祂為何不阻止地震奪命？若戰爭的禍源是人類的自由選擇，祂為何仍允許其發生？

災難的意義因此被推向兩極：一端視之為對人類的警醒，另一端則視為上帝沉默的證據。神義論的困境正是在這兩端之間掙扎：如何既維持上帝的全知全在全能與全善屬性，又承認現實中痛苦的存在。

二、自由意志與容許之謎

自奧古斯丁以降，神學界普遍認為，惡的根源不在於上帝，而在於人的自由意志。上帝賦予人選擇的能力，使愛得以成為真愛，而非被迫的服從；但自由也意味著可能的墮落。罪惡由此進入世界，痛苦與死亡成為自由的代價。

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若沒有自由，善行便無意義；若有自由，惡的可能也無法避免。」這一理路為神義論提供了最堅實的理性基礎——上帝容許惡的發生，因為祂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祂不立即制止惡，是為了保存人之為人的尊嚴。

然而，這套理論在面對現代的災難時顯得力有未逮。自由意志或可解釋戰爭、屠殺這類明顯的人禍，卻難以說明地震、瘟疫、幼童罹難等非人為的痛苦。若說這些只是自然律運作的副作用，那麼上帝仍被質疑：祂既能創造萬物，為何不設計一個沒有苦難的自然界？

為回應這個難題，二十世紀神學家約翰·希克（John Hick）提出「靈魂鍛造論」（soul-making theodicy）。他主張，上帝並非創造一個現成的完美世界，而是創造一個能使人靈魂成熟的世界。若無苦難，人將永遠停留於幼稚的安逸；唯有面對痛楚與不公，人的信、望、愛才得以成長。這樣的世界不是天堂，而是「靈魂鍛造場」。

希克的論點既延續奧古斯丁的自由意志傳統，又試圖賦予災難積極意義。然而，它也難逃批評：對於那些在苦難中死去的人，談「靈魂鍛造」似乎殘酷。畢竟，許多苦難並未使人高貴，而是徹底摧毀。

三、無辜者的苦難：神義論的極限

神義論真正的難題，不在於解釋惡人受罰，而在於面對無辜者的痛苦。從舊約聖經《約伯記》到二十世紀的奧斯威辛集中營，這個問題始終揮之不去。

約伯是一位「完全正直、敬畏上帝、遠離惡事」的人，卻在無預警中失去一切。他的朋友們試圖以報應論解釋——認為約伯必定犯了隱罪——但上帝的回答卻是超越性的：「我立大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這不是逃避，而是宣告人類知識的有限。上帝並未解釋苦難的理由，只顯明祂的主權與奧祕。

二十世紀的神學家則被迫面對更殘酷的現實。猶太思想家法肯艾姆（Emil Fackenheim）指出，在奧斯威辛之後，任何神義論都必須重新開始。因為「六百萬無辜者的死亡」使一切關於上帝公義的語言失效。維瑟爾（Elie Wiesel）更以文學形式見證：「上帝並未死，但祂被綁在絞刑架上與孩子一同掙扎。」

這一代思想家不再企圖「為上帝辯護」，而是將焦點轉向「上帝的受苦」。上帝不是冷漠旁觀者，而是與受難者同在的上帝——一位在苦難中被釘、被毀、被寂靜的上帝。這種「神與人共苦神學」將神義論從辯解轉化為共感：上帝的慈愛不是免除苦難，而是進入苦難。

四、自然、歷史與道德責任

若災難既非單純天罰，也非單純人禍，那麼它或許是自然律與人類行為的交織。現代生態神學（ecotheology）提出：自然災害往往是人類貪婪、無節制開發的回應。洪水與旱災、病毒與氣候變遷，並非單一事件，而是文明結構長期失衡的結果。

此時，「上帝容許」的問題可以重新表述為：「上帝是否容許人類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災難本身便成為自由與責任的鏡子——它提醒人類並非宇宙的主宰，而是受託的管理者。

同樣，在歷史層面，戰爭、屠殺、政治暴行都顯示自由的雙面性。自由若失去倫理約束，便成為毀滅的力量。上帝未即時干預，或許不是無能，而是因祂給了人類道德決斷的空間。這種空間使歷史充滿悲劇，但也讓救贖的可能性得以存在。

這裡我們看到神義論的另一面：它不僅是形上學的辯護，也是倫理學的召喚。災難揭示的不只是上帝的奧祕，更是人類的責任。

五、信仰的回應：從辯護到同行

面對災難，信仰者往往渴望找到理論的答案；然而真正的信仰，也許並非理解，而是同行。《新約》福音書中的耶穌，並未向受苦者講授神義論，而是走向他們：醫治病者、餵飽飢者、哭泣哀者。他不解釋痛苦的意義，而是在痛苦中彰顯愛的實踐。

這或許是神義論最終的轉向——從「為上帝辯護」到「與上帝同行」。人無法明白一切，但能在愛中行動。當人伸出援手、扶起倒下者、重建廢墟時，神學的抽象辯證轉化為信仰的具體行動。

或許，上帝容許災難，不是為了試探人類，而是為了讓人類學會在自由中選擇愛。災難的存在因此既是墮落的結果，也是救贖的契機。它提醒人：自由若不通向愛，終將通向毀滅；而上帝的容許，正是對自由與愛的終極信任。

結語

天災與人禍之間的界線，並非絕對，而是人性與自然共構的灰色地帶。神義論無法完全解答為何有苦難，因為這問題本身超越理性範疇。但信仰仍可在理性止步之處發光——不是以辯護取代痛苦，而是以責任與愛回應痛苦。

上帝容許災難，或許並非沉默，而是一種深邃的信任：祂將世界交託給人，讓人自由，也讓人承擔自由的代價。在這奧祕之中，信仰者能選擇的，不是逃避或抱怨，而是以同情、行動與希望，回應那難以測度的容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