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太陽王到宗教改革者：路易十四與馬丁．路德的形象製造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從太陽王到宗教改革者：路易十四與馬丁．路德的形象製造

英國文化史學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的名著《製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是一部關於政治形象與權力象徵的經典之作。柏克在書中指出，權力的運作不僅取決於軍隊與制度，更取決於象徵與想像。國王的威權之所以能維繫，並非僅因法律與暴力的強制，而是因為臣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看見」並「相信」這個權力的神聖合法性。凡爾賽宮（Versailles Palace）、宮廷儀典、王室畫像、頌詩、音樂與慶典，構成了一個宏大的「符號機器」，其任務是讓路易十四的形象恆久散發光芒，如太陽般照耀法國。柏克稱此為「權力的表演化」（theatricalization of power）。

然而，「形象的製造」並非王權的專利。若將這一概念帶入宗教史，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信仰領袖的形象如何在歷史進程中被建構、放大與再詮釋。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宗教改革史上，路德被視為勇敢挑戰羅馬教廷（Roman Curia）、捍衛聖經真理的改革先驅。然而，若以柏克的分析視角審視，我們會發現，這位改革者的「公共形象」也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透過印刷、藝術與後世政治詮釋逐步被「fabricated」——即人為製造出來的。

一、路易十四的神化工程

彼得．柏克的研究指出，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的權威是透過一整套文化裝置形塑的。自年少即位起，王權就被表演化、藝術化，最終成為「太陽王」（le Roi Soleil）的象徵。畫家夏爾．勒布倫（Charles Le Brun）為他繪製神話化的肖像，把國王與阿波羅（Apollo，太陽神）等同；劇作家莫里哀（Molière）與音樂家盧利（Jean-Baptiste Lully）則在宮廷表演中頌揚他的神聖德行。凡爾賽宮的建築更是一場視覺宣傳，中央軸線、鏡廳、噴泉與神話雕像，都在暗示王權光照萬民。

柏克指出，這套「製造工程」不只是美學活動，而是政治操作。透過視覺與儀式的操演，國王成為「可見的權威」；臣民則在觀看、讚頌與模仿中學會服從。這是一種「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權力透過形象運作，王的身體成為國家的符號。

二、宗教改革的媒體革命

與路易十四的集權宣傳相距約一個半世紀的馬丁．路德，面對的卻是另一種情境。他並非君主，卻在信仰上發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群眾運動。這場宗教改革得以迅速傳播，不僅因神學思想的新穎，更因印刷術的革命性力量。十五世紀末，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的活字印刷已遍及德意志地區。路德深知媒介的重要，他比任何同時代的思想家都懂得如何讓理念「被看見」。

1520 年代的德國街頭，隨處可見以木刻版畫印製的路德肖像與漫畫。畫家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為他設計了無數圖像，有的描繪他如古代先知，手持聖經對抗羅馬教皇的「七頭獸」；有的則以諷刺漫畫揭露教廷貪腐。這些圖像與宣傳小冊子（pamphlets）大量印行，成為早期「宗教宣傳戰」的武器。

路德本人也懂得塑造形象。他一方面強調自己只是「渺小修士」，拒絕榮耀；另一方面卻刻意以樸素服裝、平實語言與德語譯本聖經，構築出「平民先知」的形象。他拒絕拉丁文權威，直接以民眾語言對話，使信徒感到他「屬於我們」。這種語言與形象策略，使路德成為近代最早的「群眾宗教領袖」。

可以說，路德的成功在於他懂得運用新媒體。宗教改革之所以成為「運動」，而非一場神學辯論，是因為它進入了印刷與視覺的時代。若柏克說凡爾賽宮是王權的劇場，那麼**威登堡（Wittenberg）**的印刷所便是信仰的舞台。

三、後世的再製：路德的多重面貌

「fabrication」在柏克筆下不僅指當代的製造，也包括歷史中的再詮釋與重塑。路德死後的幾個世紀，他的形象被不斷「再製」：從神學家到民族英雄，從宗教改革者到文化符號，每一個時代都在他身上投射自己的理想與焦慮。

十六世紀的路德，首先是信仰的見證人。他挑戰贖罪券制度，宣稱人唯有憑信心得救，是「以信稱義」（justification by faith）的代言人。此時的形象是宗教性的，是對真理的勇敢見證。

十八、十九世紀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興起後，路德被賦予新的角色。他被描繪成「德意志精神的覺醒者」。普魯士（Prussia）歷史學家萊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曾讚頌他是「德國靈魂的再生者」，而他的德語聖經譯本則被奉為現代德語文學的開端。1817 年宗教改革三百週年時，德國各邦舉行盛大紀念典禮，路德的雕像樹立於各地城鎮廣場。他不再只是神學家，而是民族英雄，是「第一位反抗羅馬壓迫的德國人」。

二十世紀更進一步揭示形象製造的政治化。納粹政權（Nazi regime）選擇性地引用路德晚年的反猶太言論，將他塑造成「純血信仰」的預言者，以為反猶主義尋找宗教合法性。戰後的東德（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則以另一方向詮釋他：宣傳路德為「農民與平民反封建的象徵」，將他納入社會主義歷史敘事。兩種對立體制都爭奪路德，顯示他的形象具有高度可塑性與政治利用價值。

進入二十一世紀，西方新教神學界與歷史學者開始對路德進行「去神話化」（demythologization）。他被重新置於十六世紀的語境中檢視，不再是完美英雄，而是矛盾的人物：一方面勇敢挑戰權威，另一方面又在農民起義時呼籲鎮壓叛民；他提倡信仰自由，卻對猶太人與異見者極為嚴苛。這樣的研究讓我們理解，「fabrication」不等於虛假，而是一種歷史再現的過程——每個時代都在路德身上重寫自己的故事。

四、比較：君權的神化與信仰的民族化

從路易十四到馬丁．路德，表面上是權力與信仰的兩極，實則共享同一個文化邏輯：形象即權力。對路易十四而言，形象的建構服務於君權神授的合法化；對路德而言，形象的建構則服務於信仰真理的正當化與群眾動員。不同的是，前者由宮廷主導，是自上而下的象徵工程；後者由信徒與印刷媒介推動，是自下而上的信仰運動。

兩者的象徵策略也可對照理解。路易十四藉藝術與建築統一視覺風格，強調威嚴與秩序；路德則藉文字與版畫激發民眾共鳴，強調真理與自由。前者的核心是「王者之光」，後者的核心是「信仰之聲」。但兩者皆明白，若要使權威或真理持續存在，必須讓它「可見、可感、可傳播」。

從更廣義的文化社會學角度看，這兩種「製造」都是早期現代歐洲公共空間的雛形。柏克指出，十七世紀的視覺宣傳使王權進入群眾感官世界；而宗教改革的印刷傳播，則使信仰進入群眾語言世界。這兩股力量共同預示了現代政治與宗教傳播的誕生，也揭示了「真理」與「形象」之間那條微妙的界線：一旦真理必須透過形象傳達，它便進入了製造的領域。

五、結論：形象的權力與信仰的光譜

柏克在《製造路易十四》中揭露了權力如何被包裝成神聖。若以同樣視角觀察馬丁．路德，我們可以說宗教改革不僅是一場神學運動，更是一場早期的「媒體革命」。路德的形象從修士到英雄、從神學家到民族象徵，歷經五百年仍在被再製與再解釋。這一歷程正說明，「fabrication」不是謊言，而是文化記憶的運作方式。

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是君主權力的劇場；馬丁．路德的威登堡印刷書房，則是信仰革命的劇場。兩者皆以影像與文字構築現實，使權威得以被看見、被感受、被敬畏。當我們回望這些歷史的造像工程，會發現所謂「太陽王」與「信仰改革者」其實共享一條隱藏的真理：任何權威都需要被形象化，任何信仰都需要被講述。

今日的歷史學若要理解過去，不僅要追尋事件的真實，更要分析「真實如何被表演」。路易十四與路德的形象，正是早期現代歐洲如何藉藝術、印刷與象徵來建構權威的兩個典範。前者是權力的神化，後者是信仰的民族化。兩者共同揭示了現代文明的起點：在視覺與文字的交錯中，真理、信仰與權力都成為一種可以被「製造」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