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保平安的神：從花蓮災難談台灣信仰的功利化與缺乏神義論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不保平安的神：從花蓮災難談台灣信仰的功利化與缺乏神義論

一、災難現場與信仰的尷尬

2025年花蓮縣光復鄉因馬太鞍溪掩塞湖溢流而釀成嚴重災難，暴雨與土石流衝垮村落，民宅盡毀，溪水改道，整片地貌被摧毀。其中受創最重的地點之一，竟名為「佛祖街」。這樣的巧合令人錯愕：信仰之地成為災難核心，佛祖未能庇佑信徒，平安成了最奢侈的願望。

在這樣的災禍現場，宗教往往陷入一種尷尬：人們在信仰中尋求慰藉與保障，但當現實的苦難降臨時，宗教象徵似乎反而成為諷刺。這不僅是天災的悲劇，也是一種信仰結構的揭露──當宗教信仰主要建立在「靈驗」、「保佑」與「利益交換」的基礎上時，災難往往揭穿那層脆弱的契約。

對於西方信徒而言，這樣的事件可能會引發深刻的「神義論」（theodicy）思考：若上帝是全能且全善的，祂怎能容許無辜者受難？

但在台灣，類似的災難通常不會引出這樣的哲學疑問；反而可能出現「神明不靈」或「要換尊新神」的反應。這正反映出東西宗教在信仰結構上的深刻差異。

二、神義論：西方信仰的理性困境

神義論的思考源自希伯來聖經《約伯記》──一位義人無端受苦，上帝卻沈默不語。神學家如奧古斯丁、萊布尼茲，試圖解釋這個矛盾：若上帝全能、全知、全善，為何惡與苦難仍存在？這三者在理性上難以同時成立。

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西方思想的核心，是因為一神教的信仰架構本身充滿排他性與絕對性：只有一位神，祂是萬物的創造者，也是最終審判者。既然如此，所有存在的惡都與祂有關。信徒必須為上帝的沈默尋找合理化的答案。

因此，西方神義論是一場理性與信仰之間的辯證，是信仰者內心的誠實掙扎。而這種掙扎，在台灣的宗教情境中幾乎不存在。

三、台灣宗教的多神與功利結構

相較於一神教的全能論，台灣的宗教景觀是典型的「多神與分工」系統。媽祖管航海、關公主持正義、財神保財運、地藏王管冥界、觀音主慈悲。神明之間各司其職，互不干涉，也各有信徒。

這種多神信仰的特徵是功能性強、排他性弱。信徒的宗教忠誠度不高，但宗教參與度卻極高：人們可以同時拜媽祖、觀音、關公，甚至加上佛祖、耶穌、土地公。宗教信仰成為生活網絡的一部分，而非形上信條的抉擇。

更關鍵的是，這樣的信仰運作方式本質上是互惠式的功利關係：

「我捐香油錢、祭拜、進香──你保我平安、求財、升官、添丁。」

這是一種社會契約，不牽涉救贖觀，也無原罪與救恩的概念。

因此，當花蓮佛祖街在災難中受創，人們的反應不是「為何佛祖允許這樣的苦難」，而是「這尊佛祖不靈了」。宗教的權威不在教義，而在靈驗的實績。

四、神明的「市場競爭」與信仰的流動性

宗教社會學者羅德尼·史塔克（Rodney Stark）提出「宗教市場理論」（religious market theory），主張宗教如同市場，信徒是理性的消費者，會在不同宗教「品牌」之間選擇最能滿足需求的對象。

台灣宗教生態正好印證了這一理論。神明之間的「市場競爭」極為活躍──哪間廟的籤詩準、哪尊神顯靈、哪位師父有效驗，信徒便蜂擁而至。相反地，若神明「不靈」，香火自然冷清。

這種信仰流動使宗教生命力旺盛，卻也削弱了信仰的倫理深度。當信仰與神聖脫節，宗教就退化為一種**「交易性敬拜」**。神明被期望提供現世的保障，而非塑造人心的道德力量。

這也解釋了為何台灣宗教很少產生類似「神義論」的反思。信徒面對災難時，會換神而非問神。信仰成了靈驗的競技場，而不是倫理的修煉場。

五、信仰與倫理的斷裂

台灣的宗教實踐往往呈現「儀式熱、倫理冷」的現象。宗教活動極為頻繁——進香、普渡、遶境、祭典不絕於途；但宗教倫理教育卻相對薄弱。

許多信徒極重視「拜得對、拜得勤」，卻不見得在意「行得正、心是否善」。

佛道信仰中固然有慈悲、因果、戒律等教導，但在日常信仰操作裡，這些倫理內容往往被儀式與祈福取代。

當宗教被視為「心靈保險公司」，災難的發生便成為信仰失效的象徵。於是，人們放棄舊神，轉而尋找新的神靈。

這是宗教市場的正常行為，卻也是宗教倫理的瓦解。

六、結語：從「靈驗」到「良心」

花蓮佛祖街的災難，是自然事件，但也映照出宗教文化的結構性問題。

對西方信徒而言，災難引發神義論的掙扎；

對台灣信徒而言，災難引發信仰的重新配置。

然而，真正的宗教反省不應止於「神靈有無保佑」，而應深入到「人如何面對苦難」。

若信仰僅是功利的交易，那它的命運也將隨市場波動；

但若信仰能轉化為倫理實踐──讓人即使在災難中仍懷憐憫、仍願救助──那才是信仰真正的力量。

宗教最終的價值，不在於神是否保平安，而在於信徒是否仍選擇行善。

當災難摧毀了廟宇、聖像與偶像，也許正是上天給人類的一次提醒：

真正的神聖，不在於靈驗的符咒，而在於人心中那一份良心與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