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之名，權力之實：後冷戰時代的文明衝突迷思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宗教之名，權力之實：後冷戰時代的文明衝突迷思

冷戰結束以後，全球政治失去了原有的意識形態對抗框架。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支配國際秩序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爭」逐漸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不確定與不安。1990年代初期，隨著蘇聯解體、美國稱霸、歐盟成形，世界似乎進入單極化時代。然而，局部戰爭並未止息，民族主義、宗教復興與文化身分衝突反而此起彼伏。就在這種歷史氣氛中，哈佛政治學者杭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認為未來的戰爭將不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不同文明之間的對峙，特別是西方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摩擦。

這個論點引發廣泛共鳴，也遭到強烈批評。對許多觀察家而言，宗教固然是政治語言的一部分，但未必是戰爭的根源。當代國際衝突往往被披上宗教外衣，其核心仍是權力、利益與安全的爭奪。若仔細觀察冷戰後三十餘年的國際局勢，可以發現「文明對抗」的敘事雖有其象徵吸引力，卻掩蓋了更深層的政治現實。

一、宗教復興的表象與權力真相

冷戰期間，美蘇兩極體系壓抑了多數地區的內部矛盾。隨著蘇聯瓦解，國際體系的約束力消失，許多地方性對立重新浮現。宗教遂成為最便捷的動員符號。宗教信仰提供了明確的敵我區分、道德正當性與犧牲意義，能迅速喚起群體情感。

然而，若追溯事件起因，宗教往往只是政治不滿的語言化形式。例如阿富汗的塔利班原本出自地方宗教學校，其興起背後卻是內戰與無政府狀態；賓拉登的「聖戰」口號訴諸信仰，但其矛頭指向的是美國的中東軍事駐紮與對以色列的支持。宗教只是其政治抗爭的旗幟，而非源頭。

西方社會亦然。美國在推動「反恐戰爭」時，經常使用「文明防衛」與「自由世界」等道德性語彙，彷彿戰爭目的不只是戰略安全，而是捍衛一種價值秩序。這種自我詮釋使戰爭合法化，也將政治行動提升為文明使命。雙方於是都以宗教語言包裹自身的地緣政治企圖，形成宗教化的權力競賽。

二、伊斯蘭內部的裂痕與文明論的破綻

若文明衝突論真能解釋現實，理應能清楚界定敵我陣線。然而敘利亞內戰卻顯示，許多衝突根本發生在同一文明內部。自2011年起，敘利亞政府與反政府軍間的戰火，不是「伊斯蘭對西方」的戰爭，而是遜尼派與什葉派（什葉派的小支派阿拉威派）的權力鬥爭。兩方都自稱信奉伊斯蘭，卻互相視為異端。宗教信條並未阻止流血，反而被用以鞏固派系忠誠。

更複雜的是外部勢力介入。伊朗出於地緣考量支持阿薩德政權，沙烏地阿拉伯與土耳其則援助反政府軍，美國與俄羅斯則分別以反恐或維穩為由插手。此時的宗教界線早已模糊，真正決定立場的，是戰略利益與同盟關係。宗教在這裡不過是一種政治籌碼與動員工具。

同樣的邏輯也見於伊朗與加薩哈瑪斯的關係。伊朗是什葉派神權國家，卻資助遜尼派的巴勒斯坦組織，只因雙方在反以色列的戰略目標上有共同利益。若以純宗教觀點觀察，這種跨派支援似乎矛盾；但若從地緣政治角度分析，則合乎權力計算。宗教在這裡退居其次，成為策略性象徵資源。

三、宗教身份與政治動員

雖然宗教未必是衝突起因，但它具有強大的心理與社會功能。信仰能提供群體身份，使政治動員具有神聖色彩。人們為宗教而戰時，實際上是在為自我認同與尊嚴而戰。這種「身份政治」的力量，使任何政治矛盾一旦披上宗教外衣，便難以妥協。

以美國的「反恐戰爭」為例，華盛頓的決策層未必將之視為宗教戰爭，但在伊斯蘭世界，許多人卻感到自己文明受到羞辱與攻擊。這種感受強化了杭廷頓所說的「文明意識」，即個人不再僅以國家為界，而以文明為身份單位。宗教因而不僅是信仰，更是文化與政治的邊界符號。

然而，這種邊界意識極易被政治力量操弄。當領袖、政黨或媒體需要製造敵人時，宗教差異最容易被放大。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近代的殖民話語、乃至今日的反恐敘事，都以「文明防衛」為名行政治控制之實。宗教於是成為一種被動員的象徵資本，在權力的邏輯中被重新定義。

四、文明衝突論的侷限

杭廷頓的理論之所以引人注目，在於它捕捉到冷戰後世界的不安與斷裂感。然而，它的問題也同樣明顯。首先，它將文明視為固定整體，忽略了文明內部的多樣性。西方文明並非單一整體，它內部有世俗主義與宗教保守主義的分裂；伊斯蘭世界也遍布各種教派與族群矛盾。將整個文明歸納為單一行為體，容易導致本質化與偏見。

其次，文明衝突論低估了經濟與權力的驅動。能源控制、貿易航道、戰略緩衝區等現實利益往往才是國家行動的動因。宗教只是說服民眾、掩飾利益的辭令。例如美國入侵伊拉克時提出「推翻暴政、建立民主」的口號，但實際上油田與地緣影響才是核心。

再者，該理論忽略了跨文明的互動與合作。西方與伊斯蘭世界在科技、教育、貿易上仍有龐大交流，一些伊斯蘭國家也採行西方的經濟發展模式。若文明真是不可調和的整體衝突，這些交流應無可能持續。事實證明，所謂的「文明對抗」更多是政治修辭，而非結構性宿命。

五、宗教語言的政治用途

宗教之所以能在政治中長久存在，並非因它能創造衝突，而是因它能賦予衝突意義。當權力競逐被賦予神聖理由，暴力就被轉化為使命。這種神聖化的政治語言，從古至今無所不在。

在伊斯蘭世界，「聖戰」是一種超越國界的行動號召；在西方，「自由」與「人權」常被提升為普世價值的象徵。兩者的語彙不同，邏輯卻相似：皆以道德名義合理化權力行動。宗教因此不只是信仰體系，更是政治正當性的製造工廠。

宗教語言的威力也來自它的二元對立結構。凡屬上帝之陣營即為正義，反之即為邪惡。這種語言結構一旦滲入外交辯論或媒體敘事，就會使政治議題失去灰色地帶。妥協、談判與共存的空間被壓縮，衝突因而長期化。文明衝突論恰好呼應了這種心理結構，使世界重新被劃分為「我們」與「他者」。

六、結語：宗教之名，權力之實

若要理解後冷戰時代的衝突，就不能被宗教外衣所迷惑。宗教確實塑造了價值觀、集體記憶與情感邊界，但真正推動戰爭的，是權力分配與資源競爭。當代許多衝突之所以帶有宗教色彩，是因為宗教提供了最有力的動員話語與身份象徵。

在全球化時代，文明邊界並非固定，而是流動與交錯的。西方社會內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伊斯蘭世界也有世俗化與民主化的潮流。將這些複雜現象簡化為「文明對抗」，不僅誤導政策，也強化敵意。

宗教本身並非戰爭的元兇；它之所以捲入政治，是因人類總渴望為權力與利益尋找超越性的理由。於是戰爭以信仰之名進行，實際上卻是權力的延伸。真正的挑戰，不在於如何避免宗教衝突，而在於如何讓政治不再神聖化，使權力回歸現世的理性審視。

總而言之，後冷戰時代的衝突並非文明宿命的碰撞，而是政治計算的劇場。宗教是舞台的布景，權力才是導演。文明衝突的迷思因此需要被揭開，好讓我們看見真正操控幕後的那雙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