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試煉：災難、倫理與宗教成熟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信仰的試煉：災難、倫理與宗教成熟

災難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人性的光與影，也映照出信仰的深與淺。

從花蓮佛祖街的洪災到全球新冠疫情，從地震、戰爭、瘟疫到宗教迫害，人類的歷史始終與苦難相伴。每一次災難，都在逼問人們：信仰究竟是什麼？是逃避恐懼的依附，還是面對恐懼的勇氣？宗教若只在順境中存在，那麼災難便會揭穿它的脆弱；唯有經得起苦難檢驗的信仰，才稱得上成熟。

一、苦難的普遍性與信仰的極限

無論西方或東方，宗教的起點往往與苦難有關。

人因恐懼而尋神，因失控而尋秩序，因無力而尋超越。這一點在《約伯記》中表現得最深刻：一位敬畏上帝的義人，卻遭受無端苦難。他的朋友堅持「罪有應得」的天譴論，約伯卻拒絕這樣的簡化，直面上帝的沈默。這正是信仰的極限：當理性與報應神學失效，人仍能否信？

在台灣與東亞的宗教文化中，人們同樣在災難中尋求意義，只是方式不同。西方以「神義論」追問上帝的公義；東方則以「因果論」解釋報應的秩序。但兩者皆有盲點：一旦災難的規模超出人理解（如天災中無辜者罹難），一切解釋都顯得蒼白。此時，信仰若仍停留在「上天賞罰」的層次，便無法面對生命的無常。

二、宗教成熟的第一步：從報應到同理

宗教的成熟，不在於知識的增加，而在於視野的轉變。

未成熟的信仰，只會問「為什麼我？」——為什麼我遭受不幸？為什麼神不救我？這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信仰。成熟的信仰，則學會問「為什麼他？」——為什麼他也在受苦？我能為他做什麼？這個轉向，標誌著宗教由自利走向利他，由報應論走向同理論。

以佛教為例，早期信徒向佛祈福免難，但大乘佛教的轉向，是從「自度」到「度他」。菩薩願意留在苦海，不入涅槃，只為眾生。這正是靈性的成熟形態。同樣，在基督教中，耶穌的十字架象徵的不是神的勝利，而是神的共苦。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審判者，而是與人同受苦難的同行者。這些宗教象徵都指向同一核心：成熟的信仰，不在逃避痛苦，而在於面對、承擔、並轉化痛苦。

三、倫理的召喚：信仰作為責任

當信仰超越「靈驗」與「懲罰」後，它將走向倫理層面。

宗教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說過：「宗教的任務，是為人類世界賦予秩序與意義。」然而現代社會中，這個功能已被科技、政治與消費取代。宗教若要重新被尊重，就必須以倫理行動證明自身的價值。災難之後，最能重建社會信任的，往往不是政權，而是宗教團體的實踐——慈濟的救災、教會的避難所、寺廟的施粥，都使信仰重新成為「行動中的道德」。

這種倫理化的信仰，讓宗教不再只是「保庇的力量」，而是「共生的力量」。人們不再將神明視為施恩者，而視為行善的靈感來源。宗教的神聖性，也不在於神靈，而在於行動本身的善。

四、災難中的「信仰重生」

歷史上，每一次災難都伴隨著信仰的重生。

十四世紀的黑死病摧毀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但也催生了文藝復興與新的人文信仰觀；日本江戶時期的教難雖使天主教幾乎滅絕，卻留下了潛伏基督徒的堅韌見證；二十世紀的納粹浩劫更讓神學進入前所未有的深省——當上帝沉默，人如何仍信？當人類沉默，人又如何仍為善？

花蓮佛祖街的洪災，同樣可能成為信仰重生的起點。當人們不再只問「佛祖為何不保佑」，而開始問「我們能為彼此做什麼」，信仰便從求助轉為共生。這樣的信仰，不需要奇蹟，也不懼災難，因為它的力量來自內在——來自人性中最柔軟、也最堅強的那一部分。

五、信仰的成熟：在沉默中聆聽

宗教哲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曾說：「信仰不是逃避恐懼，而是勇敢地承認恐懼。」

成熟的信仰，不再尋求每一場苦難的答案，而是學會在沒有答案的情境中，仍然選擇信任。它不是盲目的信，而是一種歷經幻滅之後的清醒之信。這樣的信仰如經火鍊成的金屬，失去了光鮮，卻更堅實。

或許，上帝的沉默、佛祖的不靈、天道的無情，都不是信仰的終點，而是信仰的開始。當人能在沉默中仍選擇慈悲，在絕望中仍選擇善，那便是宗教最成熟的時刻。

結語：信仰之成熟，在於能愛無望之人

災難讓人明白，信仰從來不是免苦的保單，而是一種學習苦中行義的力量。

信仰成熟的標誌，不是奇蹟增多，而是同情增深；不是神靈更靈，而是人心更柔軟。

當宗教能帶領人走出自我中心、進入倫理與慈悲的實踐，它便完成了從「靈驗」到「靈性」，再到「仁心」的轉化。

這樣的信仰，不必言神義，也不懼神默。

因為真正的信仰，是在人間行出神的樣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