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護教論題之十九：聖巴多羅買（巴爾多茂祿）日大屠殺--1572 年法國的宗教大屠殺與教會歷史反省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天主教護教論題之十九：聖巴多羅買（巴爾多茂祿）日大屠殺--1572 年法國的宗教大屠殺與教會歷史反省

一、前言

1572 年 8 月 24 日發生的聖巴多羅買大屠殺（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是宗教改革時代最慘烈、最具標誌性的宗教暴力事件之一。多年來，此事件常被用來抨擊天主教：指控其本質即包含暴力、迫害與恐怖。然而，作為一名研究者，不應簡化為「天主教就是罪惡」的結論，而必須在歷史、政治、宗教與倫理層面，進行嚴肅、客觀的分析與反省。本文目的不是為天主教辯護，而是通過史實整理與歷史批判，試圖理解事件的複雜成因、責任歸屬、後果影響，以及對今日教會倫理與信仰的反思。

二、歷史背景（前因分析）

1. 宗教改革與教派對立

16 世紀，宗教改革浪潮席歐洲，新教（胡格諾派 Huguenots）勢力在法國迅速擴展。胡格諾派中有不少貴族與城市精英。 

法國貴族與王權因宗教立場、政治利益分裂，新教徒與天主教勢力形成緊張對峙。教派衝突不只是信仰問題，也牽涉政治與權力鬥爭。 

2. 宮廷政治與權力鬥爭

背景包括天主教貴族「吉斯家族」（Guise family）與較溫和或新教傾向的貴族（如 Montmorency–Chatillon）之間長期教派與政治角力。 

1572 年 8 月 18 日，法王查理九世（Charles IX）妹妹瑪格麗特 (Margaret of Valois) 與胡格諾派領袖納瓦拉的亨利 (Henry of Navarre, 後為亨利四世) 結婚。許多胡格諾派貴族因此聚集巴黎。這一看似和解的婚姻盟約，實際上加劇了天主教保守派的不安。 

然而，就在婚禮幾天後（8 月 22 日），胡格諾派著名軍事與政治領袖、海軍上將 加斯帕爾·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遭暗殺未遂，使緊張局勢急遽升高。 

宮廷內部恐慌，有人認為若對科利尼的刺殺件進行調查，可能暴露天主教強硬派者的陰謀。因此，天主教主流勢力決定全面清除在巴黎的胡格諾派領導人。這導致了接下來的大屠殺決策。 

三、大屠殺過程（事件經過）

1. 暗殺與起始行動

1572 年 8 月 23 日夜，巴黎政權與教廷同謀（主要是王室 + 吉斯家族 + 宮廷衛隊），決定刺殺胡格諾派領袖。第二天清晨（8 月 24 日聖巴多羅買日曆前夕），海軍上將 Coligny 被自己的死敵刺殺，並被丟出臥室窗外。 

當清晨的鐘聲敲響 (據史料說是聖日彌撒開始鐘聲) 時，巴黎的殺戮大潮開始。宮廷禁衛軍與市民動員，立即開始屠殺胡格諾派貴族、紳士、平民。許多遇害者在自家被殺，屍體被扔入塞納河。 

2. 群眾暴動與全面屠殺

一旦最初的政治暗殺發生後，暴力迅速失控。很多報告指出，巴黎市民參與殺戮，不只是貴族衛隊。當局雖於 8 月 25 日頒布停火命令，但暴力並未停止。屠殺持續至少三天，在巴黎衝突最激烈，其後擴散至全國。 

隨著新聞傳到各地，法國其他城市、城鎮（如魯昂 Rouen、里昂 Lyon、波爾多 Bordeaux、奧爾良 Orléans 等）也出現屠殺行動，針對胡格諾派教徒或可疑者。許多新教徒流亡，部分改宗天主教以求自保。 

四、死亡人數、受害者與重要領袖

1. 受害者與重要新教領袖

當天被殺害的胡格諾派貴族與政教領袖中，首當其衝的是 Coligny。除此之外，眾多在巴黎參加婚宴的新教貴族、平民被屠殺。據當時哲學家／神學家 西奧多·貝依 (Théodore de Bèze) 所述，許多胡格諾派家庭被屠，屍體被比喻為「流經巴黎街頭的屠宰場羊群」。 

有些新教知識分子與藝術家也被殺，例如據某些史料，當時有像哲學家 Petrus Ramus、音樂家 Claude Goudimel 被認為是受害者之一 (或其追隨者受到壓迫)。（但此點因史料來源混雜，需謹慎核對。） 

2. 死亡人數估計與爭議

傳統與當代估計數字範圍非常大。法國當代親新教者公佈的數字高達 70,000 人，但這被多數現代史學家認為過高。 

現代學術估算較保守：很多研究指出巴黎當地死亡約 3,000–5,000 人。若算全國屠殺及其後果 (流亡、改宗、死亡) ，總死亡或非自然死亡 (逃亡、虐待、流離) 人數可能在數千到一萬左右，有些學者估計 10,000–30,000。 

由於屍體被迅速丟入塞納河、屍骸散失、後續戰亂與流亡，實際死亡人數恐怕永遠無法準確確認。這也是「為何死亡數字差異極大」的原因。 

五、後果與影響

1. 對胡格諾派 (新教) 的打擊

胡格諾派政教貴族領導層慘遭削弱，許多新教堂、改革聚會被摧毀或迫害。大量新教徒被殺、流亡、或被迫改宗。 

新教的「公開化、政治化」嘗試受到致命打擊。許多逃亡者帶著改革信仰逃往荷蘭、英格蘭、日內瓦等地，對歐洲其他地區的新教運動有流散與影響作用。 

2. 法國社會、教會、政權的長期影響

屠殺破壞了貴族間的信任、嚴重加劇教派仇恨，使後續數十年內法國宗教戰爭更加激烈。胡格諾派與天主教派的政治對立，導致頻繁叛亂、戰亂與清洗。 

對法國宗教自由、宗教寬容的後世影響甚大。最終直到 1598 年亨利四世頒布南特敕令 (Edict of Nantes) 才暫時保障胡格諾派的信仰自由。 

3. 對歐洲與基督宗教世界的影響

此事震驚新教世界，成為許多新教記憶和文學、宣傳的重要題材，被視為「天主教對新教迫害」最具代表性的歷史案例之一。 

對後世的宗教政治思想也有深遠影響，例如加強了對宗教自由的呼求、對教會—國家關係的警惕、以及對宗教迫害的譴責。

六、責任歸屬與爭議：宗教、政治與教會之間

1. 國王與宮廷政治的主要責任

當時法王查理九世 (Charles IX) 在其母親凱瑟琳·梅狄奇 (Catherine de’ Medici) 的影響下，授命屠殺胡格諾派領袖。許多史料與研究將最主要責任歸於王權與朝廷政治，並非教廷羅馬或整體天主教制度。 

暗殺原定只針對 Coligny 等少數領袖，然而計劃迅速失控，群眾暴動、大規模屠殺才真正形成。也就是說，暴力後來成為群眾的狂熱，而不只是政治清洗。 

2. 地方教士、貴族與民眾的角色

部分天主教貴族與教會人士（如吉斯家族 Guise）多年來與新教政教領袖競爭，在權力、財產、影響力上有衝突。這使得宗教信仰與政治利益交織，暴力帶有複雜的世俗因素。 

在屠殺發生後，即使國王下令停止，很多屠殺仍由普通市民、自發暴徒進行。這反映出宗教仇恨、社會壓迫、仇外心理在普通民眾中的深植。 

3. 教會制度與羅馬教廷的責任 — 有爭議但不能完全免責

雖然沒有史料顯示教廷（羅馬教皇與教宗）直接發佈命令要求屠殺，但教廷與天主教在當時對新教的敵意、對宗教統一的強烈維護，構成一定文化與思想背景。教會權威與教義立場，可能為某些貴族與群眾提供了正當化宗教仇恨的論據。這意味著教會制度與教義並非完全無辜。

然而，將整個天主教制度或所有教徒都歸咎為「犯錯者」，是不合史實、也不公平。責任應在於具體的政治決策者、部分教會貴族與參與暴行的群眾。

七、後世教會與倫理反省：教會如何對待這段黑暗歷史

1. 歷史認識與記憶

屠殺後的幾十年裡，新教文獻（如 Théodore de Bèze 等）不斷譴責這場暴行。這些控訴成為後世對宗教寬容、宗教自由、教會與國家的討論焦點。 

教會內部雖未有統一公開「認錯與補償」文件，但許多天主教徒對此感到羞愧與悔恨。近代學者與教會歷史研究者亦對此作反省，認為這是教會權力與世俗權力混合、教會信仰被政治利用的警戒。

2. 神學與倫理教訓

這段歷史暴露出：當教會、信仰、政治與權力交織，極易導致信仰偏離福音本質，變成宗教暴力與迫害。

對今日教會而言，必須堅持宗教自由、人權尊重與良心自由；同時強調「信仰內在化」、避免教會與國家政權過度結合，以防權力濫用。

以歷史為鏡，提醒信徒與教會領袖：信仰不應成為政治工具，也不應以暴力作為維護信仰的手段。

八、結語

聖巴多羅買大屠殺是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中最慘烈的宗教暴力事件之一，它既是宗教衝突，也是政治權力鬥爭的產物。透過對其前因、過程與後果的詳細檢視，我們可以看到幾層結構性因素：宗教信仰分歧＋貴族／王權政治鬥爭、文化仇恨、民眾狂熱與群體暴行。這提醒我們：

宗教信仰若與權力政治交錯，極可能被扭曲、濫用。

歷史不能被忘記，但也不應被簡化為「信仰本身等於暴力」。責任需要明確區分。

今日教會與信徒應當從歷史中學習，強調信仰與倫理一致性，保障信仰自由與人權尊嚴。

因此，這不只是一段歷史的回顧，更是對教會、信仰、社會倫理的警醒與呼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