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與權力之爭——薩拉菲主義與現代改革派的對峙 伊斯蘭六大神學戰場之三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信仰與權力之爭——薩拉菲主義與現代改革派的對峙

伊斯蘭六大神學戰場之三

前言：為何把「信仰／權力」列為神學戰場？

在伊斯蘭思想史中，有一條持久而尖銳的張力線索：宗教如何回應現代權力與社會變遷？這不只是政治學問題，而直接牽涉到詮釋權威（who interprets）、法理來源（what counts as legitimate sharīʿa），以及信仰能否或應否適應現代世俗制度（如國家主權、民主、法治、人權）。當代伊斯蘭世界中，這條線索主要由兩類思想力量交鋒：一端是自稱回歸「初代烏瑪（salaf al-ṣāliḥ）」的薩拉菲主義（Salafism، سلفية），另一端則是主張在現代語境下重新詮釋經典、強調理性與歷史脈絡的現代改革派（Modern Reformers / Neo-Modernists）。這場對峙既有神學面向（詮釋方法、啟示與理性、律法與倫理），也有權力面向（國家與宗教機構的聯盟或對抗、社會動員、暴力或非暴力路線）。

一、什麼是薩拉菲主義？——多元的同名現象

“Salafism”一詞源自 salaf（الصلف/السلف）意指「虔誠的先行者／前三代（the pious predecessors）」。但作為現代運動，薩拉菲主義並非單一教派，而包含至少三個大向度（學術常用的分類）：

1. 教義/學術薩拉菲（Scholarly Salafism）：強調回歸《古蘭經》（al-Qurʾān）與先知穆罕默德之聖行（Sunnah سنة）原初意義，反對後世“創新”（bidʿa بدعة）與妥協。此路線注重教義純潔與社會道德重整，傾向字面主義（literalism / ẓāhirī tendencies）。

2. 政治薩拉菲 / 活躍主義（Political / Activist Salafism）：接受政治參與甚至尋求構建伊斯蘭政權，採用政治運動策略，包括訴諸選舉、政黨化或反體制運動。某些層次與伊斯蘭主義（Islamism）交疊，但仍以「回歸先行者」為其神學自我正當化。

3. 聖戰薩拉菲 / 激進或聖戰主義（Salafi-Jihadism）：將字面主義政治激進化，主張以武力推翻被視為不正當或不敬虔的政權，建立「真實的」伊斯蘭統治（如 al-Qaeda、ISIS 的某些派別所代表的極端化形態）。重要的是：並非所有自稱薩拉菲者都擁抱暴力；多數屬第一或第二類。

歷史地理上，現代薩拉菲思潮受多重影響：18 世紀阿拉伯半島的**瓦哈比（Wahhābiyya وهابية）**宗教改教運動與18–19 世紀以來的聖行主義（Atharī）復興；與 20 世紀石油財富結合後的沙烏地阿拉伯國家建構，以及冷戰與去殖民化年代的地緣政治變遷，促使薩拉菲資金、教育機構、媒體與國際網絡的擴散。

二、現代改革派是誰？——理性、歷史與社會倫理的倡導者

「現代改革派」並非單一學派，而是一系列在 19–21 世紀興起，主張透過**重新詮釋（reinterpretation / ijtihād اجتهاد）**古蘭經與聖訓，以回應殖民、科學、民主與人權議題的思想運動。代表性人物（與其主要方向）包括：

穆罕默德·阿卜杜（Muḥammad ʿAbduh، 1849–1905）：主張教育改革、法律現代化與理性詮釋，強調宗教倫理而非字面刑罰的機械復制。

拉希德·里達（Rashīd Ridā、1865–1935）：阿卜杜門徒，對伊斯蘭政治理論有系統化思考，兼具保守與改革的混合。

法茲爾·拉赫曼（Fazlur Rahman、1919–1988）：提出「雙重運動」方法（double movement），主張通過歷史-語境學理解啟示，再把倫理原則應用於現代。

阿卜杜卡里姆·蘇魯什（ʿAbdolkarim Soroush）與更近自由派思想家：提出宗教知識的相對性與可批判性，強調宗教自由與個人良知。

改革派通常強調：

經文需要被還原至其啟示語境（contextualization）；

聖訓的接受需批判地檢視其譜系（isnād）與適用性；

法學（fiqh）中的許多規範是時代產物，可透過 maqāṣid al-sharīʿa（法目的論）與 maslaha（公共利益）重新衡量。

改革派與薩拉菲的張力，不僅是詮釋方法之爭，更涉及：現代國家治理模式（世俗國家 vs. 伊斯蘭法國家）、教育課綱、性別平等、言論自由以及宗教多元容忍度等具體公共議題。

三、神學層面的核心分歧：文本權威、詮釋方法與創新（bidʿa）

1. 文本權威與其可塑性

薩拉菲：強調《古蘭經》與《聖訓》之字面權威，採取保守的文本讀法，警惕所有被視為非原初之創新（bidʿa）。

改革派：強調文本的情境性，允許歷史語境化的再詮釋，主張ijtihād為回應新問題的合法工具。

2. 詮釋方法（tafsīr）

薩拉菲傾向 tafsīr bi-l-maʾthūr（以傳述為本）或字面主義。

改革派傾向語境批評（historical-contextual hermeneutics）、語言學與社會倫理取向。

3. 創新（bidʿa）之判定

對薩拉菲而言，許多現代實踐（電影、音樂、某些慶典、政黨政治）常被指為宗教上的創新或西化入侵，須被制止。

改革派則認為「一切新事物不必然為惡」，應以 maqāṣid（法目的）衡量其倫理正當性。

4. 政治正當性

薩拉菲在面對現代國家有多重戰略：從「順從/靜默主義（quietist）」以維持宗教純潔、到「參政激進（political Salafism）」以改革政制、再到「聖戰激進（jihadist）」以武力推翻。

改革派一般傾向通過法律與民間改革而非以宗教暴力來實現變革，並傾向尋求與世俗法制的某種互動或妥協。

四、歷史案例與互動：權力如何塑造神學？

1. 沙烏地阿拉伯模式（瓦哈比主義 Wahhābism 與國家建構）

18 世紀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Muḥammad ibn ʿAbd al-Wahhāb）在阿拉伯半島發起的宗教改革，被紹德家族（Al-Saud）所採納，形成政治—宗教聯盟。到了 20 世紀，紹德家族的石油財富使得瓦哈比／薩拉菲教義得到全球資金、學校與宣教網絡的支持，形成一種由國家資助的薩拉菲輸出型模式。此模式說明：權力與資源能極大地擴張某一神學詮釋之影響力。

2. 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الإخوان المسلمون）與現代伊斯蘭主義

1928 年在埃及由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所創的穆兄會，並非典型薩拉菲，但在政治穆斯林主張中強調以伊斯蘭為社會動員基礎。與薩拉菲的差異在於：穆兄會較重視組織政治、社會服務與意識形態鬥爭；而薩拉菲（某些路線）更撿選教義純潔做首要任務。兩者在 20 世紀的反殖、反帝語境下，經常成為相互競逐民眾支持的勢力。

3. 現代化壓力下的改革回應

在被殖民或遭現代法制改寫之地（如埃及、印度次大陸、南亞、東南亞），改革派的教育與司法思想（例如阿卜杜、法茲爾-拉赫曼）促成一定程度的法律現代化與教育改革，但也遭遇保守—薩拉菲化的反彈。政權有時會維持溫和保守以穩定統治（類似沙烏地阿拉伯模式），或以世俗化改革壓制宗教保守以推動國家現代化（如土耳其早期共和國凱末爾的世俗化政策），兩者互動影響深遠。

五、從話語到暴力：激進化的路徑與神學正當化

雖然大部分薩拉菲者與改革派互為思想對手，但真正的分水嶺在於是否以暴力作為正當手段。一些激進群體（如 al-Qaeda、ISIS）採取極端字面主義，結合選擇性詮釋的聖訓與末世論，為暴力提供宗教正當化。他們常援引「建立真主法制」與對「不義政權」的反抗來正當化刺殺與恐怖行動。此一路線遭到絕大多數穆斯林神學家的譴責，甚至遭到其他薩拉菲流派斷然否認（如多數沙烏地阿拉伯的宗教機構對 ISIS 的定性為罪惡與違教）。

另一方面，某些政治薩拉菲主義者走向合法政治參與，嘗試透過選舉制度或政黨組織影響法律。這類策略較接近穆斯林兄弟會式的社會—政治工程，但仍以「正統性回歸」作為意識形態核心。

六、改革派的內部差異與策略

改革派本身內部多元，包括溫和現代主義、自由派與激進批判派：

温和現代主義（如阿卜杜、Rashīd Ridā 的早期追隨者）尋求教育改革、法律現代化與宗教與科學和解。

倫理與目的論導向派（如 Fazlur Rahman）強調 maqāṣid al-sharīʿa（法目的）與文本倫理的現代應用。

自由派/批判派（如 Amina Wadud、ʿAbdolkarim Soroush 等）更強調性別平等、宗教知識的可批判性與宗教—政治分離的必要性。

改革派的策略包含學術批判、司法改革倡議、社會運動，以及參與政黨政治。這些策略有時能取得實務性成果（例如法律體系的漸進更改或教育課程的調整），但也常遭遇保守勢力在宗教語言上的有效抵制。

七、結語：張力、妥協或新合成？

「信仰與權力之爭」不僅是概念或口號，而是每一代穆斯林在面對變遷時必須回應的具體問題：誰有權解釋真主之語？宗教是否可被國家機器利用？現代法治與伊斯蘭教法如何共存？薩拉菲主義提供了對「純潔」的強烈呼喚與社會紀律，而現代改革派提供靈活性、倫理重構與與時俱進的詮釋工具。

兩者都非單純的“善”或“惡”——薩拉菲的警惕有其社會倫理意義（面對腐敗與墮落時的道德召喚）；改革派的開放也有其進步潛力（性別正義、法治與人權）。然而，當宗教被動員為權力工具（無論是為了守護政權，或為了推翻政權），神學必然被政治化，對話變為權力鬥爭。未來的可能道路包括：對話性的中間路線（結合法目的論的保守改革）、或基於公民社會的世俗—宗教妥協，抑或在最壞情況下，進一步的極端化與衝突。

最終，本戰場提醒我們：在宗教與權力交織的語境下，神學不再只是抽象論述，而直接影響生死、法治與社會正義。理解薩拉菲與改革派之爭，便是理解當代伊斯蘭世界如何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尋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