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羅（泰國）宗教自由奮鬥史——從國王信仰到公民權利的歷程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暹羅（泰國）宗教自由奮鬥史——從國王信仰到公民權利的歷程

一、佛教國家的起點：宗教與王權的合一

暹羅（Siam）自素可泰王朝（Sukhothai，13 世紀）以來，即以上座部佛教為立國基礎。拉瑪甘亨（Ramkhamhaeng，在位約 1279–1298）將「法」（Dhamma）與「王法」（Rāja-dhamma）結合，奠定「以佛法治國」的理念。國王既是政治統治者，也是護法者（Dhammarāja）。這種結構使佛教成為國家合法性的根源，也使宗教自由在概念上難以萌芽：臣民的信仰不屬於個人選擇，而是臣服於王與法的共同體義務。

阿瑜陀耶王朝（Ayutthaya，1351–1767）延續此一模式。國王主持全國僧團，寺院教育為培養官僚的重要途徑。外來宗教雖可在港口地區有限活動，如 17 世紀葡萄牙傳教士在吞武里（Thonburi）建立天主教堂，但僅限外商與移民信徒。佛教的統治地位無可挑戰。

然而，這種王權佛教的穩定結構，也為宗教統一與社會秩序提供了代價：任何異端或改信皆被視為政治不忠。宗教自由尚未被定義為權利，而是王恩之所賜。

二、近代化與宗教管制的重組（拉瑪四至五世時期）

19 世紀中葉，暹羅面臨西方殖民壓力。拉瑪四世（蒙固王，King Mongkut，1851–1868）出身僧侶，精通巴利文與西方科學，是東南亞少數兼具宗教修為與現代知識的君主。他既強化國家佛教體系，又允許有限宗教多元。1855 年《鮑林條約》（Bowring Treaty）開放通商後，英、美傳教士得以在曼谷活動，設立學校與醫院。拉瑪四世親自與傳教士辯論佛教與基督教教義，主張「信仰由心，不可強迫」。這是暹羅史上最早的宗教自由思想萌芽。

拉瑪五世朱拉隆功（King Chulalongkorn，1868–1910）延續其父之政策，在維持佛教國教地位的同時，推動行政現代化與宗教制度化。他於 1902 年頒布《僧伽法》（Sangha Act），將全國寺院納入中央僧務省統一管理，意在「現代化佛教」，但也強化了國家對宗教的控制。佛教由信仰共同體轉化為國家機構的一部分。雖然外來宗教被允許存在，如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錫克與華人道教皆可活動，但其地位明顯次於佛教。

在西方列強殖民東南亞的背景下，暹羅的「寬容政策」既出於理想，也出於外交策略：展現文明國家的形象，以避免被列強「開化」之名所吞併。這種宗教自由，是王權維護主權的工具，而非公民的權利。

三、立憲革命與佛教國教爭議（1932－1970年代）

1932 年立憲革命推翻絕對君主制後，宗教與國家的關係出現首次法律化辯論。1932 年臨時憲法未將佛教定為國教，但保留「國王為佛教護持者」條款。此後的歷次憲法均重申此語句，象徵性地保證國家與佛教的連結。

二戰期間，銜接軍政的比汶·宋堯（Plaek Phibunsongkhram）政權強調「泰民族主義」，提倡「佛教為國魂」，並限制外來宗教活動。基督教學校被嚴密監控，伊斯蘭地區（尤其南部馬來穆斯林地區）遭受文化同化政策壓力，部分清真寺被迫接受泰語講道。宗教自由在國族整合名義下再次受限。

冷戰時期，美國支持泰國作為反共前線。基督教傳教士因此重新進入教育與醫療領域，泰國政府則以「宗教多元展現自由世界價值」作為宣傳。佛教僧團此時因內部腐敗與政治化問題，社會聲望下降，國家開始將宗教自由視為穩定社會的輔助機制而非威脅。

四、民主化與人權視野下的宗教自由（1970年代－21世紀初）

1970年代以降，學生運動與人權思想滲入泰國社會。1974 年憲法首次明文保障「信仰自由、實踐與傳播宗教之自由」，但又強調「不得違反公共秩序與良好風俗」。這種雙重語言反映出國家既願承認個人宗教權利，又仍欲保留干預空間。

在社會層面，宗教多元化逐漸明顯。伊斯蘭教徒約佔全國人口 5%，主要集中於南部北大年（Pattani）、也拉（Yala）、陶公（Narathiwat）等府；基督教徒主要分布於北部山區少數民族與城市中產階層；華人社群則維持道教民間信仰。這些宗教群體雖表面平等，實際上在政府行政與教育資源分配上仍處劣勢。特別是南部穆斯林長期訴求自治與文化尊重，導致宗教自由議題與民族衝突緊密相連。

另一方面，佛教界內部也出現「改革佛教運動」。從銘鎮（Buddhadasa Bhikkhu）到派汶（Phra Payutto），多位思想僧呼籲佛教回歸社會倫理與人權精神。他們主張：真正的佛法不應依附國家，而應保障眾生之自由。這種思潮使「佛教國家」的觀念受到挑戰，促成了佛教內部對宗教自由的自省。

五、當代的爭議與調和：宗教自由的邊界

21 世紀以來，泰國政治動盪與宗教議題再次糾纏。2007 年憲法起草過程中，保守僧侶團體要求正式將「佛教為國教」入憲，引發激烈爭論。穆斯林與基督教團體反對此舉，認為將破壞宗教平等。最終憲法未採納國教條款，但維持「國家應尊重並保護各宗教」的模糊措辭。

同時，南部叛亂與恐怖攻擊使政府在安全名義下擴張監控。穆斯林社群常遭懷疑與歧視，清真寺活動受限。宗教自由因此在安全與多元間拉鋸。

在佛教界，部分民族主義僧侶鼓吹「保佛運動」，反對基督教與伊斯蘭傳教活動，甚至在網路上散播排外言論。相對地，也有開明僧侶倡導「宗教間對話」（interfaith dialogue），強調慈悲與人權是各宗教的共通核心。

總體而言，泰國的宗教自由既有憲法保障，又受社會結構制約。它不是西方式個人主義的產物，而是王權、民族與佛教傳統多重妥協的結果。

六、結語：從國王的寬容到公民的信仰權利

暹羅—泰國的宗教自由奮鬥史，是東南亞少有的「非殖民型現代化」案例。不同於越南或緬甸在殖民體制下被迫接觸宗教多元，泰國是在維持主權的前提下，自行調整宗教與政治的界線。

其歷程可概括為三個階段：

1. 王權時期的護法統一：宗教即政治秩序，信仰無個人選擇空間；

2. 近代化時期的工具性寬容：宗教自由作為外交與現代化手段；

3. 立憲與民主時期的權利化進程：信仰逐漸轉化為公民權利，但仍在國家與佛教傳統間擺盪。

今日的泰國仍自稱「佛教國家」，卻同時容納伊斯蘭、基督教與其他信仰。這種「多元中的主體性」是泰國宗教自由的獨特形態。它提醒我們：宗教自由不必然出自世俗化，也可以在傳統信仰內部孕育。泰國的經驗，正是從王權的寬容走向公民信仰自主的長程演化，一場尚未終結的歷史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