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亡神學到復國神學——同一種自圓其說的兩個方向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從流亡神學到復國神學——同一種自圓其說的兩個方向

一、表面上的斷裂，其實是深層的連續

在猶太思想史的常見敘事中，「流亡神學」與「復國神學」往往被描繪為兩個對立的階段：前者誕生於亡國、失敗與被擄，是弱者在歷史斷裂中的信仰自救；後者出現於 1948 年以色列建國之後，被視為對兩千年流亡狀態的終結，象徵歷史主動權的回歸。

這樣的敘事極具吸引力，因為它暗示了一條「從被動到主動、從失敗到完成」的神學進步線。然而，若我們暫時擱置情感投射，改以方法論的角度來檢視，便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

> 復國神學並不是對流亡神學的克服，而是同一種神學操作，在成功條件下的再度啟動。

兩者表面立場相反，實際上卻共享一套深層結構：

它們都試圖把一個原本可以用歷史、政治與權力來解釋的事件，重新編碼為「神的作為」。

二、流亡神學的基本操作：失敗必須被轉化為神意

流亡神學誕生於一個極端具體、也極端殘酷的歷史情境：猶大王國滅亡，聖殿被毀，王族、祭司與菁英被押解至巴比倫。這不是抽象的「苦難」，而是徹底的政治失敗。

在這個情境中，猶太信仰面臨的不是一般性的神學疑問，而是一個近乎致命的問題：

若耶和華是以色列的神，祂是否已被巴比倫的神明擊敗？

流亡神學給出的答案，不是否定失敗，而是重新詮釋失敗。它做出的核心轉換可以概括為一句話：

> 亡國不是神的無能，而是神的懲戒。

這個轉換看似保住了上帝的主權，實際上卻完成了一個更關鍵的心理與神學操作：

它把歷史失敗內化為道德問題。

於是，問題不再是「誰的軍隊更強」，

而是「誰更忠於盟約」。

帝國的暴力被重新描述為神的工具，

被擄的受害者被重新定位為違約的當事人。

這正是流亡神學的力量所在，也是它最值得懷疑之處。

三、復國神學的出現：成功同樣需要被神學化

乍看之下，1948 年以色列建國似乎構成了對流亡神學的否定。猶太人不再被動等待，而是透過政治動員、軍事衝突與國際外交，重新建立一個主權國家。主導這一進程的，甚至多半是世俗、反宗教，乃至無神論的猶太人。

正是在這一點上，復國神學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因為如果建國只是歷史行動的結果，那麼它其實不需要神學解釋。

但對宗教思想而言，一個更尖銳的問題隨之出現：

> 如果這是一個如此關鍵的民族事件，而上帝卻未被納入其中，那麼神學是否正在被歷史淘汰？

復國神學的出現，正是為了回應這個不安。

它做出的，並非與流亡神學相反的操作，而是結構上完全對稱的操作：

> 建國不是偶然的政治成功，而是救贖計畫的歷史展開。

於是，世俗的政治行動被重新神學化；

歷史的結果被回溯性地標註為「應驗」。

四、兩種神學，共用一套「事後合理化」機制

若把流亡神學與復國神學並置，它們的共通性便一覽無遺。

第一，兩者都以既成事實為起點，而非以文本或啟示為起點。

不是因為先知預言了流亡，所以發生了流亡；

也不是因為聖經預言了建國，所以建國發生。

恰恰相反，是事件已經發生，神學才被迫出場。

第二，兩者都拒絕讓歷史事件本身對信仰構成否證。

亡國不能否證上帝的揀選，

建國也不能動搖上帝的主權。

在這個邏輯中，無論結果如何，神學永遠是對的。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

兩者都把「神」從審判歷史的主體，轉化為替歷史背書的敘事資源。

在流亡神學中，上帝為失敗辯護；

在復國神學中，上帝為成功背書。

方向相反，功能一致。

五、為何這種連續性值得警惕

這種神學連續性之所以危險，不在於它是否虔誠，而在於它是否還保有自我限制。

一旦神學的任務被理解為「無論發生什麼，都要證明這是神的旨意」，那麼神學其實已經放棄了最基本的批判功能。它不再問「這是否合乎正義」，而只問「如何被解釋為神意」。

這正是一些現代猶太思想家對復國神學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他們看見的，不是一個從流亡走向自由的神學，而是一套從失敗合理化，滑向成功神聖化的連續敘事。

六、結語：真正的斷裂，尚未發生

若要真正告別流亡神學，關鍵並不在於是否建國，而在於是否願意承認一個更困難的事實：

> 並非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需要、也都配得上神學解釋。

只要神學仍然被用來為既成事實辯護，

無論那事實是亡國還是建國，

流亡神學就從未真正結束。

它只是換了一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