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評介：《逃避自由》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逃避自由》書籍評介 —— 聚焦「德國人民為何擁戴希特勒」的深入解析

在《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中，佛洛姆（Erich Fromm）提出一個看似矛盾卻戳破現代性的洞見：現代人固然獲得了形式上的自由，但卻因孤立、失根與恐懼，反而渴望放棄自由。當自由不再被理解為「行動的能力」，而成為「孤獨的負擔」時，人就會尋求可以替他承擔焦慮的外在權威。

正是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佛洛姆對德國人擁戴希特勒的原因，提出極其細膩的心理—社會分析。

這個分析不是政治學式的，而是深植於精神分析、社會心理學與文化批判。

一、自由帶來孤立，而孤立帶來恐懼：希特勒崛起的心理背景

佛洛姆指出，在近代德國（特別是一戰後），個人主義的興起並沒有讓大多數人真正成為自主的公民。恰恰相反：

傳統社群瓦解

階級結構動搖

宗教權威失去凝聚力

經濟崩壞、通膨、失業

政治劇烈動盪

民族自尊受挫

「自由」在此歷史條件下，不是積極的力量，而是個體和舊社會秩序分離後的茫然。

佛洛姆的關鍵洞見是：

> 德國人並不是因為愛希特勒而追隨他，而是因為受不了自由所帶來的孤立感，而尋求一個能讓他們再次感到“融合”與“確定”的力量。

這不是理性選擇，而是心理需求的產物。

二、佛洛姆三大「逃避自由」機制：希特勒如何精準提供每一項？

佛洛姆指出，當自由造成焦慮，人會透過三種方式逃離自由：

1. 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 尋求外在強權支撐自我。

2. 破壞性（Destructiveness）

— 透過毀滅他人或世界來減少自己的無能感。

3. 機械同化（Automaton Conformity）

— 放棄個人性，融入群體，成為與他人「一模一樣」的齒輪。

佛洛姆指出希特勒主義的力量就在於，它同時滿足了這三種心理需求。

這是德國人擁戴他的核心原因。

三、威權主義：希特勒成為德國人的替代自我（substitute self）

佛洛姆的論述特別強調：

> 希特勒之所以能吸引，並不是因為他的政治綱領，而是因為他為人民承擔了自由的負擔。

在佛洛姆眼中，德國人在一戰後感到無能、羞辱、孤立，他們渴望一個能：

替他們決定道路

替他們定義敵人

替他們承擔責任

替他們宣稱價值

替他們建構生活意義

的人物。

希特勒的權威不是壓迫性的，而是「解放式的權威」：他解放人民於自由的痛苦之中。

佛洛姆稱這種現象為「受虐-施虐型人格」的投射：

人願意臣服於比自己更強的力量（施虐者），因為臣服讓自己免於焦慮。

同時，人也願意對比自己弱者施虐（如猶太人），因為這可以重建自尊。

希特勒提供了這兩者：

他是超越個人的全能領袖

他允許民眾將憤怒轉嫁給「民族敵人」（猶太人）

納粹德國因此成為一個巨大的權威性人格結構。

四、破壞性：向外攻擊是對自身無力的逃避

佛洛姆分析中，一戰後的德國人普遍存在深層的「無力感」。這種感覺若無法被轉化，就會導向「破壞性」：

破壞他人、破壞制度、破壞既有秩序

以毀滅來獲得「主動感」與「控制感」

希特勒正是把這種破壞性升級為國家意識形態--迫害與屠殺猶太人，對外發動戰爭。

德國人民透過納粹宣傳所獲得的不是單純的政治認同，而是一種：

> 透過毀滅他者來證明自己仍然有力量的心理補償。

仇恨猶太人、支持征服、厭惡民主，不只是納粹灌輸的，而是破壞慾望的心理出口。

希特勒把人民的破壞性「升級」成：

種族戰爭

民族復興

軍事擴張

使破壞被賦予「神聖意義」。

五、機械同化：成為毫無個性的齒輪以換得安全

佛洛姆的心理學觀點指出，德國人在群眾運動中感受到的不是被壓制，而是：

> 終於擺脫“個體必須自己決定”的痛苦。

納粹運動提供：

同質化的符號（旗幟、制服、禮儀）

集體儀式（大集會、唱歌、鼓舞）

共同敵人

集體敘事

集體沸騰

群體狂喜

在佛洛姆眼中，這是一種「機械同化」：

人放棄自己

遵從大多數

以服從換取心理安全

以一致性換取歸屬

以集體狂熱覆蓋個體空虛

這種群體同化使「成為納粹」比「成為孤立的自由人」更容易、更安全。

六、希特勒的人格：完美契合逃避自由的群眾心理

佛洛姆指出，希特勒並非單純的政治領袖，而是一種心理象徵。他的人格結構本身就具有：

冷酷

不帶個人情感

嚴格服從自身想像的「歷史使命」

把自己塑造成超越人類的力量

這樣的人格對那些逃避自由的人有巨大吸引力。

佛洛姆一句極其深刻的話：

> 希特勒並沒有要求德國人去愛他；他要求他們臣服於他，而他們在臣服中找到了安全。

德國人擁戴他，因為他「不像一個人」，而像一個可以依附的命運。

七、為何德國人比其他民族更容易走向希特勒？

佛洛姆並不主張「德國民族性」決定邪惡，而是提出結構性分析：

1. 傳統的權威結構（軍國主義文化、階級秩序、基督，基督新教路德宗倫理）使權威性人格更普遍

2. 德國資本主義發展較晚，社會被迫同時面對現代化與傳統瓦解的雙重問題

3. 一戰戰敗造成的羞辱、通膨與失業，使無力感與焦慮更為強烈

4. 魏瑪共和國政治極不穩定，使自由成為焦慮而非解放

5. 德國社會中產階級的崩潰，使大量人群失去社會位置，渴望「重新被安置」

在上述條件下，希特勒不只是政治救星，而且是心理救星。

佛洛姆的結論極為驚心：

> 德國人不是以自由人之姿擁戴希特勒，而是以逃避自由之姿擁抱獨裁者。

八、佛洛姆最深的警告：希特勒並非德國歷史的例外，而是現代人的可能命運

佛洛姆寫本書不是為了罵德國人，而是警告所有現代社會：

> 當自由沒有轉化為自發性、責任、創造力與個體力量時，它就會變成負擔。

而人將再次尋求專制的庇護。

因此，希特勒不是德國特例，而是現代人的普遍可能性。

九、結語：佛洛姆對「自由」的重新定義

佛洛姆的核心主張是：

> 自由如果要避免被逃避，就必須轉化為「積極的自由」。

積極的自由 = 自發性、愛、責任、成長力、創造力。

只有當個人擁有內在力量，才能承受自由帶來的孤立與不確定。

否則，人將一次又一次地走向「希特勒式的解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