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師記探索（二）：士師時代的部落政治：鬆散聯盟與民族身分危機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士師記探索（二）：士師時代的部落政治：鬆散聯盟與民族身分危機

取材自《士師記》

《士師記》（Book of Judges）呈現的是一個未成國家、未成民族、未成制度的過渡時期。此時的「以色列」（Israel）既不是穩固的政治共同體，也不是成熟的宗教國族。

從《出埃及記》（Exodus）與《約書亞記》（Joshua）的宏大敘事邏輯來看，以色列似乎已進入「應許之地」並獲得安居；但《士師記》卻揭露一個與前述敘事截然不同的歷史視角：部落分散、聯盟鬆動、對外屢遭壓迫、內部缺乏領袖，甚至彼此之間也時常敵對。

這個時代的核心特徵是部落政治（tribal politics），而在這樣的政治生態下，以色列的民族身分（ethnic identity）陷入深刻危機。

本文試圖分析士師時代部落政治的本質，並探討鬆散聯盟與身分危機之間的張力，最終指出《士師記》的作者如何透過這段混亂歷史傳遞一個神學性的政治論點：沒有王權的時代，人人任意而行，民族也逐漸失去自我。

一、部落聯盟的結構：非國家，而是族裔鬆散體

士師時代最重要的政治現象，是「以色列」並非一個統一國家。按照《約書亞記》的理想敘述，各支派（tribes）似乎已獲得分地，各據其土。但《士師記》提供了更貼近現實的圖景：許多地區未完全征服；外族仍在地內活動；支派之間缺乏協作，也無共同行動的政治機制。

從古代近東（Ancient Near East）的政治史角度來觀察，士師時期更接近一種「族裔聯盟」（ethnic confederation）模式，即諸部落因共同祖源與宗教記憶而形成的鬆散社會，沒有中央體制，也沒有統一法律，僅憑傳統、慣習與某種模糊的神聖認同維持聯繫。

這樣的聯盟具有幾項結構特性：

各支派具高度自治，彼此間義務不明，沒有強制力。

公共行動依賴臨時領袖（即「士師」shophetim，來自希伯來文 shofet），而非制度化職位。

對外戰爭不由全族共同承擔，往往採局部動員。

部落間偶有合作，但更常發生衝突或袖手旁觀。

因此，「以色列」此時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缺乏政府的民族。這種政治脆弱性為後文的身分危機鋪下基調。

二、部落之間的離散與張力：無法整合的政治互動

《士師記》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現象之一是支派間的彼此隔絕。例如，當米甸人（Midianites）壓迫以色列時，基甸（Gideon）向其他支派招募兵士，但有些支派拒絕參戰，甚至在戰後還苛責他沒有早點召喚他們。這暴露了兩項政治現實：

部落之間不把對方的危難視為自己的危難。

公共行動具有高度協商性，而非義務性的集體責任。

這種鬆散聯盟在《士師記》結尾處顯得尤其悲劇：便雅憫支派（Tribe of Benjamin）幾乎被其他支派滅絕。以色列人對外族手軟（無力徹底驅逐迦南族群 Canaanites），卻對自己的兄弟極端殘酷。這顯示以色列缺乏「民族內部的自我理解」：族群還未完成民族化過程，對內的凝聚力與共同命運感極其薄弱。

這種內部分裂是一種「政治能量耗散」，弱化對外的生存能力。每個支派的利益優先於族群整體，使得以色列在地緣政治環境中顯得特別脆弱。

三、外族壓迫與民族身分危機：從宗教忠誠到政治現實

《士師記》的敘述關鍵在於其神學框架：以色列陷入壓迫是因為「離棄耶和華」與「事奉諸巴力」（Baal）與亞舍拉（Asherah）。但若把神學敘述放入歷史脈絡，其背後隱含的問題並非純粹宗教性的，而是民族身分的瓦解。

這個時代的核心危機包括：

宗教混雜化（syncretism）

以色列支派各自面對自身地理環境中的外族文化影響，缺乏中央聖所與一致的宗教體制，使得信仰容易被地方崇拜侵蝕。

缺乏共同歷史記憶的維繫機制

雖有出埃及的宏大敘事，但在地緣散居與部落生活中，很難確立共同的民族敘事。

無法形成「以色列人」作為單一政治身分

當地理、利益、宗教實踐皆有差異時，「以色列」淪為一種象徵性觀念，而非實際的政治共同體。

因此，《士師記》所呈現的危機不是外族強大，而是「以色列人不再知道自己是誰」。民族身分危機的根源在於部落政治本身無法提供持久的整合作用，而信仰失序又加速這種失序。

四、士師作為危機管理者：個人魅力主義的限制

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下，「士師」具有某種化解危機的功能。然而士師並非官職，而是臨時被神興起的領袖。他們符合古代近東的「魅力型領袖」（charismatic leader）模式：

以個人能力或神恩為號召

非世襲、非制度化

使命完成後即回歸部落生活

對其他支派沒有法定權威

這意味著他們的成就只能止於「應急」，無法推動深層改革。

基甸曾被群眾要求建立王朝，但他拒絕，象徵著士師制度本質上的非國家性。

耶弗他（Jephthah）甚至是出於社會邊緣而被臨時召募用以對抗亞捫人（Ammonites），顯出政治領袖的匱乏與結構化領導的缺席。

士師雖成功帶來救贖，但每一次救贖都是階段性的；每一代崩壞後都要從頭開始。這種政治循環顯示：部落聯盟能夠生存，卻無法繁榮，也無法抵抗身分危機。

五、《士師記》的神學—政治訊息：王權的必要性

《士師記》最後一段話具有高度政治意涵，也是本書的神學主旨：

「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 21:25）

這句話不是單純敘述，而是天翻地覆的評語：

沒有中央權威

沒有法律與秩序

沒有自我約束

沒有共同身分

沒有民族未來

在古代世界，王權（kingship）不僅是政治制度，更是一種凝聚與認同機制。它提供：

法律統一

軍事動員

祭祀中心與宗教組織

共同歷史敘事的建構者

因此，《士師記》是一部「王權的預備論述」，並不是宣傳君主制的神授正統，而是透過展示一個沒有王的民族如何陷入瓦解，為後續《撒母耳記》（Books of Samuel）的王權敘事鋪路。

更深層地說，王權在文本中被呈現為民族身分重建的工具。沒有王，以色列連最基本的「我們是誰」都無法回答；王權不僅是政治制度的開始，更是民族共同體成形的象徵。

結語：鬆散聯盟難以孕育民族，士師時代是身分危機的劇場

士師時代的部落政治構成一種過渡性的民族形態：既有共同宗教與祖源記憶，但缺乏制度整合與共同利益。部落分散、彼此競爭、外族威脅與宗教混雜，使「以色列」成為一個不穩定的概念。這個時代的最大危機不是軍事，而是身分；不是外敵，而是內部分裂。

《士師記》透過這段混亂歷史，傳遞一個深刻的神學與政治洞察：

沒有穩定的中心，民族就沒有穩定的自我。

這不僅是古以色列的問題，也是一切部落社會面臨國家化轉型時的共同課題。

如同文本所暗示的，以色列的民族故事直到王權建立，才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