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篇:從鄂圖曼遺緒到後凱末爾時代的宗教複合體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土耳其篇:從鄂圖曼遺緒到後凱末爾時代的宗教複合體
一、導論:土耳其的宗教從來不是單一結構,而是三種時代的疊合
若以宗教社會學的視角觀察土耳其,最難忽略的一點是:這是一個同時存在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心態的社會。
前現代:蘇菲教團、鄉村宗教、護符、祝福者、療癒儀式、家族習俗。
現代:共和國創建後的國家世俗主義(凱末爾主義,Kemalism)、宗教工程化管理、教育制度中的控管宗教。
後現代:伊斯蘭文化商品化、都市中產階級的新虔誠、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ism)的符號化操作。
因此土耳其不是「是否宗教化」的問題,而是「宗教以何種形式活著」。
此種宗教複合體的形成,需要追溯到鄂圖曼帝國的大宗教社會結構。
二、鄂圖曼遺緒:帝國式伊斯蘭如何塑造土耳其的長期宗教心態
鄂圖曼帝國(1299–1922)是一個以伊斯蘭為框架,但極度多元的帝國。
土耳其今日的宗教文化,其實深深繼承:
1. 教團(tarikat)主導的民間伊斯蘭
鄂圖曼不是一個以教義式伊斯蘭為主的國家,而是:
蘇菲(Sufism)教團主導宗教教育與地方教化。
僧院(tekke)提供療癒、詩歌、儀式、精神導引。
地方聖者(veli)成為身份認同與地方保護力量。
這是一套完全「前現代」的宗教生活方式——
宗教不是教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網絡與保護結構。
2. 帝國式宗教包容性
鄂圖曼容納:
希臘正教
亞美尼亞教會
猶太人
數十個穆斯林民族
因此宗教是一種社會身分,而非純粹信仰系統。
這些歷史因素,使今日土耳其宗教呈現比阿拉伯世界更前現代也更複雜 的面貌。
三、凱末爾的巨斧:現代化工程如何改造宗教
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建立共和國後(1923),推動了全球最激烈的世俗化工程,包括:
廢除蘇菲教團及僧院(1925)
取消伊斯蘭法(Sharia)
以瑞士民法、義大利刑法取代宗教法
禁止宗教服飾進入公共空間
以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
教育全面國家化
清真寺與宗教講道納入國家管理
其指導思想並不是否定宗教,而是:
> 把宗教私領域化,把國家建設成一個純現代民族國家。
但結果造成了一個矛盾:
宗教未被消滅,而是形成地下宗教、家庭宗教與地方宗教網絡。
這些在社會底層繼續存在,反而成為後來伊斯蘭復興的重要土壤。
四、民間宗教的持續力:蘇菲傳統並未消失,只是轉入地下
雖然凱末爾禁止蘇菲教團,但:
Naqshbandi(納克什班底)
Qadiri(卡迪里)
Mevlevi(梅夫拉維,旋轉舞苦行僧)
等教團並未消亡,而是在家庭、地方社群、非正式聚會中維持生命力。
民間宗教的特徵
祈福者(hodja)仍被視為能治病的人
護符、符咒、誦經治療依然常見
廟會、聖者墳墓(türbe)依然在鄉村中具有力量
女性仍掌握許多家庭性的宗教儀式
「邪眼」(nazar)深植文化
這些都是典型的「前現代宗教結構」。
土耳其今日的宗教形態,沒有這些前現代元素就無法理解。
五、1980 年後:伊斯蘭重返公共領域,宗教「再現代化」
1980 年軍事政變後,軍方反而推動一套「國家化伊斯蘭」作為反共工具,包括:
學校課程引入伊斯蘭倫理
開放宗教學校(Imam-Hatip)
廣播電視開始出現宗教節目
國家宗教署(Diyanet)力量增強
1990 年代更出現:
伊斯蘭慈善團體
伊斯蘭企業與金融
中產階級的新虔誠
伊斯蘭政黨崛起(Erbakan、後來的 AKP)
這是一種「現代的宗教」,因為它:
不依靠教團
不是鄉村的巫術式信仰
而是政治動員、教育、媒體與城市結構形塑的新宗教形式
這與前現代宗教不同,也與凱末爾式的世俗主義不同。
六、埃爾多安與 AKP:宗教與民族主義的融合
2002 年至今,AKP(正義與發展黨)主導土耳其:
重建清真寺
放寬宗教教育
高等教育允許戴頭巾
宗教署預算大幅增加
宗教符號出現在公共空間
媒體出現大量伊斯蘭題材戲劇與節目
然而,這不是「回到前現代」。
而是一種「符號化、國家化、政治化」的伊斯蘭。
埃爾多安的伊斯蘭不是蘇菲式,也不是純教義式,而是一種:
> 國族—宗教混合的現代政治語言。
七、都市 vs 鄉村:兩種宗教心態的並存
都市(土耳其中產)
教義式
現代化
重視宗教作為身分
透過學校、媒體、企業維持宗教性
無神論者與後宗教青年也明顯成長(尤其在伊斯坦堡、伊茲密爾)
鄉村
依然保持蘇菲教團的結構
聖者崇拜、護符、祝福儀式
以地方宗教權威為中心
家庭型宗教傳承濃厚
因此土耳其宗教呈現「雙系統」:
城市的現代伊斯蘭
鄉村的前現代伊斯蘭
兩者之間並不衝突,而是互補。
八、結論:土耳其的宗教不是消失或復興,而是「轉換型宗教」
土耳其的宗教並非簡單的:
復興(revival)
世俗化(secularization)
去宗教化(de-religion)
真正的現象是:
> 宗教從前現代 → 地下存續 → 現代化 → 政治化 → 日常生活再宗教化。
土耳其的宗教生命力來自三種力量:
1. 鄂圖曼民間宗教的深厚土壤(前現代)
2. 凱末爾世俗主義造成的宗教複雜化(現代)
3. 後 1980 年代宗教在公共領域的重新定位(後現代/政治化)
土耳其是最能說明「宗教不是虛弱,而是換了方式存在」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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