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評介：《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書籍評介：《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作者：Daniel Jonah Goldhagen**

 

1996 年出版的《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是近三十年來討論納粹大屠殺最具爭議與震撼性的著作之一。Goldhagen（丹尼爾‧戈爾德哈根）以美國哈佛訓練的政治學與歷史學背景，對德國社會如何從「普通人」走向「種族滅絕的積極執行者」提出激烈主張。他拒絕將大屠殺理解為：

盲從命令

結構壓力

官僚機制的冷漠

或少數狂熱者的犯罪行為

相反地，Goldhagen 認為：

> 德國大屠殺不是少數納粹的罪行，而是數百萬普通德國人「心甘情願」參與的行動。

其根源是德國文化內部長期存在的「消滅性反猶主義」（eliminationist antisemitism）。

這種論點在學術界引發強烈爭論，但也因其直言不諱而吸引大量讀者。要理解本書的價值，必須拆解作者的核心論證、史料運用方式、貢獻與缺陷。

一、核心主張：消滅性反猶主義，驅動普通德國人參與屠殺

Goldhagen 的主論斷可濃縮成一句話：

> 普通德國人集體內化了一種「猶太人必須被消除」的文化，因此他們不是被迫屠殺，而是願意屠殺。

1. 德國反猶文化具有獨特性與極端性

Goldhagen 認為德國的反猶傳統不同於法國、波蘭或俄國的反猶，其特色包括：

把猶太人視為道德癌瘤、國家毒素

認為為了「德國的存續」必須先除掉猶太人

把種族滅絕視為合理、必要、正義的行動

這種「強烈的、道德化的仇恨」讓屠殺行為變得可被理解、甚至被視為義務。

2. 普通人不是被迫，而是高度投入

Goldhagen使用大量個案研究，尤其是：

預備役警察第 101 營（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納粹警察與黨衛隊的實地調查報告

執行槍決、驅逐與守衛的士兵訪談

他指出這些人：

多數不是狂熱納粹

多數來自工人階級、中下階層

有選擇迴避暴行的自由，但很少人選擇退出

他們不只是服從命令，而是主動尋找、追捕、羞辱、折磨與殺害猶太人。

Goldhagen 由此得出結論：

殺戮之所以可能，是因為執行者相信自己在做道德上正確的事。

二、主要證據與案例：第 101 營與步兵警察

Goldhagen 的研究核心，是對「預備役警察第 101 營」的深度分析。這支部隊於 1942 年在波蘭執行槍決與驅逐任務，從事：

猶太聚落的大屠殺

對逃亡者的追捕

把猶太人押送到 Treblinka 滅絕營

重要的是：隊長曾允許任何人退出射殺任務，不會受罰。

結果：

多數人不但不退出，反而執行得更加殘忍

極少數表達不適者被同儕視為「不夠男子氣概」

部分執行者甚至享受權力感、支配感與暴力帶來的解放感

Goldhagen將此視為關鍵證據：

不是命令，而是文化信念推動人參與屠殺。

三、創新性：重新定位「加害者研究」的焦點

在 Goldhagen 出版前，大屠殺研究通常強調：

官僚體制的冷漠（Arendt）

服從權威（Milgram）

戰爭機制使人麻木

少數納粹精英的犯罪操控（如 Himmler、Heydrich 之類）

Goldhagen 反其道而行，提出：

> 執行者不是機械化齒輪，而是具有文化選擇的道德行動者。

因此大屠殺是「文化犯罪」，而非「官僚犯罪」。

他強調「普通人」的道德能動性（agency）在當時極為少見，這也促成後續大量的「加害者研究」與「心理—文化分析」。

四、學術界的批判：為何這本書引起幾乎憤怒的反應？

Goldhagen 面臨的批評極其強烈，主要有四大方向。

1. 他把德國人「本質化」：認定所有德國人天生反猶

許多歷史學者批評：

Goldhagen 似乎把一千年來所有德國文化都視為「走向大屠殺的必然道路」。

問題包括：

過度強調德國獨特性

忽略非德國反猶的嚴重性（如俄國大規模pogrom：反猶騷亂屠殺）

以文化病理解釋政治行動的風險

2. 忽略政治、軍事、官僚結構的重要性

批評者認為，他把過於多的責任放在個人，而淡化：

國家機器的壓力

集體處境（如戰爭、恐懼）

統治技術

嚴格命令與內部懲罰

例如黨衛隊的軍事紀律、德國社會的宣傳和監控，比 Goldhagen 描述的複雜得多。

3. 選擇性引用資料

Goldhagen 被指控：

偏好能證成他論點的個案

忽視異質性案例（如拒殺者、抵抗者）

將個別部隊概念化為普遍模式

他的史料量龐大，但批評者認為「解釋方式過度統一」。

4. 忽略德國境內的反對聲音

例如：

神學家如特巴（Barth）、潘霍華（Bonhoeffer）

大學生如白玫瑰運動（White Rose）

教會中的庇護行動

Goldhagen 的敘述過於黑白、過度地將「德國人」作為整體對立於猶太人。

五、然而：這本書為何仍然重要？

儘管爭議巨大，《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仍在以下幾方面具有深遠意義。

1. 重新強化「大屠殺不是單純服從，而是文化與情感」

Goldhagen 讓學界重新審視：

仇恨如何透過文化被內化

普通人如何以道德化語言合理化暴力

政治如何把偏見升級為滅絕

他比其他學者更直接指出「反猶是一種道德情緒」。

2. 提供「加害者心理」研究的重要突破

在 Goldhagen 之前，加害者研究常被解讀為：

服從

被動

或結構壓力下的功能性行動

他打破了這套框架，迫使研究者面對加害者的主動性。

今日研究如 Browning、Friedländer、Koonz 的後續著作，都更積極探討行動者的情緒、信念與文化背景，無疑受 Goldhagen 影響。

3. 將大屠殺的主體責任放在「整個社會」上

Goldhagen 向世人提出殘酷的一問：

> 若邪惡不是少數狂熱者，而是多數普通人共享的文化信念，那這種邪惡如何避免？

這種質問讓讀者無法將大屠殺簡化為「希特勒與黨衛隊的罪行」。

六、與其他大屠殺研究的比較：Goldhagen 的位置

若放在大屠殺研究的大框架內，Goldhagen 的書代表：

反 Arendt：否認「平庸的邪惡」論

反結構主義：強調個人信念的重要性

反功能主義：反駁「大屠殺是逐步滑向滅絕」的思想

他與 Christopher Browning 的《Ordinary Men》形成強烈對照：

Browning：普通人被環境改造

Goldhagen：普通人「本來就想」屠殺

兩者的辯論成為九零年代最重要的歷史學爭議之一。

七、總結：爭議之外的洞見

《希特勒的自願執行者》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也有明顯偏激之處，但其力量來自於：

敢於正面描寫「普通人」的殘忍性

強調文化情緒在犯罪中的角色

讓大屠殺研究從官僚結構回到人性本身

本書之所以仍值得閱讀，是因為它迫使人面對殘酷的歷史事實：

> 巨大的暴行不需要魔鬼，只需要一群相信自己是正義的普通人。

Goldhagen 用激烈的語言所描繪的德國，既是歷史的一面鏡子，也是人性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