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仍然禱告者的自白：在敬虔、暴力與退後之間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一個仍然禱告者的自白：在敬虔、暴力與退後之間

我曾經很認真地當一個基督徒

我不是那種只在情緒低落時才走進教堂、或把禱告當成臨時避難所的人。我曾經非常認真地對待信仰——認真到近乎執拗。

我閱讀聖經，也研讀神學。我研究聖經的生成史，知道教會在基督教建立後歷經數百年間，沒有固定的聖經正典，經過多次會議才確認哪些經卷進入正典，而哪些被歸為次典或偽典。我試圖理解系統神學中一個又一個「論」：啟示論、神論、基督論、救贖論、教會論、末世論。我也閱讀教會歷史，試圖搞清楚正統與異端是如何被界定的，大公會議又是如何在信仰與權力之間畫出界線。

我曾以為，只要理解得夠深、思考得夠遠，信仰就能避免落入盲信，也能避免被人操弄。

但結果卻逐漸印證了《傳道書》1章18節的那句老話：「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煩，加增知識的，就加增憂傷」。我開始意識到，神學與智慧的追求不會自動帶來平安，反而會增加心靈的重負，讓我看得愈來愈清楚：幾乎每一套看似嚴密的神學體系，背後都伴隨著排除、定罪，甚至流血。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我後來親眼目睹教會內部的派系鬥爭時，那種震撼才如此深刻。

我在教會的經歷

我最初參加的教會有兩百多位信徒。我原本以為，在一個有百人以上的聚會中，信仰的倫理會自然占上風。然而，教會裡出現了派系權力鬥爭，雙方都以「屬靈屬上帝」標榜自己，把對方說成「屬世屬魔鬼」。我震驚、失望，於是離開了。

我以為這只是個別教會的問題，便找到另一個人數較少、約四十人的教會參加聚會。沒想到，惡夢又重演：同樣的權力鬥爭在小小的聚會中展開，手段更為粗暴。爭權失敗的一方帶走十多位教友，並偷偷換掉教會大門的鎖，使勝利派無法進行禮拜。這一刻，我徹底明白：無論人數多寡，當涉及權力時，敬虔並不能保障善良。

親身目睹並觀察兩次教會的權力鬥爭，我更能體會《傳道書》1章9節說的：「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有一個特別清晰的體會是：我去的兩間教會，個別教友看起來都很和善，也樂於助人，但一旦牽扯到派系，他們會表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這印證了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名著《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中提到的觀點：即使個人是道德的，社會或組織結構可能引導人走向不道德的行為。這使我深刻意識到，宗教社群內的制度和權力關係本身，可能促成或放大人性的陰暗面。

這時，我更深刻地認識到，愈是自認敬虔的人，在鬥爭中愈兇狠、愈殘暴。歷史為此提供了無數例證：十字軍東征、十七世紀三十年宗教戰爭（1618–1648）、路德派鎮壓重洗派、清教徒革命（1642–1649）、以及當代伊斯蘭世界的暴力行動，包括蓋達、伊斯蘭國、塔利班與伊朗伊斯蘭法學家治國團體（2026年初革命衛隊向示威民眾實彈射殺，造成數千至上萬人死亡）。他們之所以殘暴，是因為自認為自己是 God’s Defenders。

我的心路歷程

在目睹這些事件時，我屢屢向上帝提問：為什麼信仰可以變成如此的工具？我開始懷疑自己：如果我站在爭權核心，會不會也成為同樣殘酷的人？離開教會，不只是對制度的拒絕，更是對自己可能成為 God’s Defender 的警戒。

這種懷疑與恐懼，使我漸漸明白，信仰與敬虔不是保證善良的盾牌。反而，對上帝的確信若過於絕對，往往成為自我正當化的理由，讓人可以在道德之外行事。

我也經歷了深層的心理轉折：我研讀神學、思考教會歷史的結果，如《傳道書》3章1節另一句智慧話語：「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知識和理解沒有帶來安慰，反而增加了煩惱，但也讓我開始理解生命的節奏、信仰的限度，以及接受人性與社會的不完美。

約伯與傳道書：我能承受的信仰語言

最終，我把自己的信仰定位在《約伯記》和《傳道書》上。我依然禱告，但不在任何教會中聚會。我的禱告對象，是亞伯拉罕的獨一神——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共同承認的那位神。這種禱告不帶有特定立場，僅是我面對自身困惑和痛苦的方式。

這成為我心理上唯一能承受的信仰語言：既承認世界的荒謬與殘酷，也承認自己可能的軟弱與脆弱；既保留對神的溫柔期待，也不將任何人或自己放在 God’s Defender 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