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祖信仰的政治動員能力為何無法轉化為公共倫理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媽祖信仰的政治動員能力為何無法轉化為公共倫理

——台灣宗教政治的一個結構性悖論

一、一個表面矛盾的現象

在台灣，沒有任何宗教能像媽祖信仰那樣，展現出驚人的政治動員能力。遶境可動員數十萬人，政治人物必須現身致意，地方派系、民意代表、中央官員無不競相靠攏。選舉年尤其如此，媽祖廟往往成為政治能量最密集的場域之一。

然而，正是在這樣的高度動員之下，一個問題始終懸而未決：

為何媽祖信仰幾乎無法轉化出清晰、穩定、可公開辯論的公共倫理立場？

它能影響政治，卻不形成政治倫理；

能召喚群眾，卻不提出規範。

這不是偶然的失敗，而是結構性的結果。

二、政治動員與公共倫理屬於兩種不同能力

政治動員的核心，是集結；

公共倫理的核心，則是劃界。

前者需要最大公約數，後者則必然製造分歧。

前者以包容與模糊為優勢，後者則要求清楚、甚至冒犯。

媽祖信仰在台灣的成功，正來自於它高度去衝突化的特質。媽祖作為「海上守護神」「慈母」「地方庇護者」，其神格幾乎不帶否定性判斷。她保佑、庇護、化解衝突，卻極少宣告「不可如此」。

這種神學（或更精確地說，神格）設計，使媽祖信仰極適合動員，卻不適合規範。

三、地方性與普遍倫理之間的張力

公共倫理必須具有可普遍化的語言。它必須能對陌生人說話，而不僅是對「我們的人」說話。

媽祖信仰的核心力量，卻來自於高度地方化的關係網絡：

這一間廟、這一個庄頭、這一條遶境路線、這一次香期。

政治人物之所以必須參與，不是因為媽祖提出了某種公共價值，而是因為她象徵了地方整體的凝聚。在這種結構中，宗教的政治影響力來自關係密度，而非價值說服力。

但公共倫理恰恰相反：它要求抽離關係，提出可被質疑、可被反對、卻仍可站得住腳的原則。

媽祖信仰的地方性優勢，在此反而成為轉化為公共倫理的障礙。

四、神意的不可預測性，使倫理難以制度化

在媽祖信仰的實作中，神意通常透過擲筊、問事、夢示等方式呈現，其核心特徵是情境性與不可預測性。

這種神意觀，對個人或地方事件極具說服力，但對公共倫理而言卻構成根本困難。

公共倫理需要的是：

可重複、可辯論、可修正的理由。

而神意若被理解為每一次皆為特殊啟示，就無法轉譯為制度性判準。於是，媽祖可以「同意這一次」，卻無法為「下一次」提供原則。

政治人物可以請示媽祖，卻無法據此提出一套可接受公共檢驗的政策倫理。

五、不對抗的神聖，反而限制了批判能力

先知性宗教之所以能產生公共倫理，並非因為它們更溫柔，而是因為它們敢於對抗：

對抗君王、對抗制度、對抗集體自滿。

媽祖信仰的神聖形象，卻刻意避免進入這種對抗位置。她調解，而非審判；她撫慰，而非定罪。

這使她成為政治上「人人可親近」的象徵，但也意味著：

她不會要求政治權力悔改，

也不會迫使社群承認自身的不義。

於是，媽祖信仰能為政治提供祝福，卻難以對政治提出道德壓力。

六、政治人物需要的是合法性，而非倫理約束

從政治實務角度看，這種宗教結構恰恰非常「好用」。

政治人物需要的，往往不是倫理約束，而是象徵合法性。媽祖信仰提供的，正是一種去爭議化的認可形式：

站上轎前，表示「我與地方同在」。

但公共倫理恰恰相反，它會增加政治成本，迫使權力作出艱難選擇。

因此，即便媽祖信仰具備巨大的政治影響力，政治系統本身也沒有誘因促使它轉化為倫理力量。

七、結語：動員的成功，正是倫理的限制

媽祖信仰不是沒有政治力量，而是政治力量過於成功。

正因為它能包容各方、化解衝突、凝聚地方，它才無法承擔「說不」的角色。而沒有「說不」的能力，就不可能形成公共倫理。

因此，媽祖信仰在台灣政治中的角色，更接近政治潤滑劑，而非道德引擎。

這不是信仰的缺陷，而是宗教型態的結果。

真正值得追問的，或許不是「媽祖信仰為何不能提供公共倫理」，而是：

在一個高度動員、卻極度去規範化的宗教政治環境中，台灣還剩下哪些力量，能夠對權力說出不討喜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