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偕安寧病房看台灣宗教先知性的最後成功案例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從馬偕安寧病房看台灣宗教先知性的最後成功案例

一、問題意識：當宗教不再告訴社會「什麼時候該停下來」

在當代台灣，宗教仍然活躍，醫院、學校、慈善事業遍布全島，但一個根本問題卻鮮少被正面提出：

宗教是否仍然能夠告訴社會——什麼時候「該做的事反而是不再做」？

這個問題在醫療領域尤其尖銳。現代醫學高度技術化，延命、插管、維生設備不斷進步，「能不能做」幾乎不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變成了：

「我們該不該繼續做下去？」

在台灣，第一個把這個問題制度化提出來的，不是國家、不是法律、也不是世俗醫學倫理學，而是基督新教背景的馬偕醫院——透過安寧病房與安寧緩和醫療。

這不是枝節史料，而是一個高度象徵性的事件。

二、安寧緩和醫療的本質：不是醫療技術，而是死亡的公共倫理

安寧緩和醫療常被誤解為一種「特殊醫療科別」，但實際上，它是一套對死亡的倫理立場，其核心主張包括：

死亡不是醫療失敗

延命並非永遠等同於善

病人的尊嚴與意志高於醫療技術的可能性

醫療的目標不只是治癒，也包括陪伴與減痛

當馬偕醫院在台灣首創安寧病房時，它其實是在對社會提出一個高度衝突性的主張：

醫療必須承認自己的極限。

這在高度崇尚科技進步、醫療神話的現代社會，是一種逆流而行的聲音，因此，它本質上是一種先知性行動。

三、為何是馬偕？不是規模問題，而是神學結構問題

若僅以醫院規模、病床數、資源多寡來理解這件事，就會完全看錯焦點。真正的問題是：

為何台灣第一個把「好死」變成制度議題的，是馬偕，而不是其他宗教醫療體系？

答案不在資源，而在神學結構。

1. 十字架神學與「有限性」的承認

基督新教（特別是長老宗）具備一個關鍵資源：

對人之有限性的神學承認。

在這個傳統中：

受苦不是必須被立刻消除的邪惡

死亡不是需要被否認的失敗

上帝不是透過無止盡延命彰顯能力

十字架神學本身就否定「勝利主義的生命觀」。因此，當醫療面對不可逆的末期疾病時，「停止積極治療」在神學上並不等於背叛信仰，而是一種誠實。

這使得安寧醫療在馬偕體系中，不是技術妥協，而是信仰一致性。

四、對照之下：慈濟醫療的人文性，為何未發展出死亡倫理的先知性？

這裡必須小心：這不是對慈濟的道德批判，而是結構分析。

慈濟醫療在台灣具有極高成就：

全人醫療

志工陪伴

災難救援

人文關懷

但正因其倫理核心是「慈悲」與「救人」，在面對「是否該停止治療」這類高度衝突的議題時，慈濟傾向採取去價值衝突、去公共辯論的路線。

漢傳佛教對死亡有深刻的形上學理解，卻較少將「何時不救、何時不治」轉化為公共制度語言。結果是：

慈濟非常溫柔

非常人性化

但極少對醫療體系提出否定性的界線

換言之，慈濟的人文醫療安慰了人心，卻沒有挑戰制度。

五、安寧醫療的真正意義：宗教成功完成公共轉譯的罕見案例

更關鍵的是，馬偕推動的安寧緩和醫療，並沒有停留在宗教內部。

它後來被：

台灣醫界吸收

健保制度納入

病人自主權利立法所承接

最終，「安寧善終」不再被視為基督教的特殊主張，而成為台灣社會的醫療常識與法律語言。

這是一個極為罕見的現象，顯示宗教倫理成功完成了三個轉譯層次：

神學 → 醫療實務

醫療實務 → 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 → 社會共識

相比之下，許多台灣宗教的公共影響力，往往停留在動員、象徵、或慈善層次，卻無法真正塑造制度的底線。

六、先知性的定義：不是抗議，而是告訴社會「這裡不能再前進」

若重新定義「宗教先知性」，它並不等同於政治動員或道德譴責，而是：

在集體狂熱與制度慣性之中，指出一條必須停下來的界線。

以此標準來看，馬偕安寧病房是台灣宗教近代史中極少數成功案例。

而這也反襯出一個更沉重的問題：

今日的台灣宗教，無論是媽祖信仰、佛教大型團體，甚至多數教會

是否仍有勇氣對社會說：

「你們不該再這樣做下去。」

七、結語：最後的成功，還是未來的孤例？

從馬偕安寧病房回望，我們看到的不是宗教的榮耀，而是一個疑問：

這會不會是台灣宗教最後一次成功形塑公共倫理的例子？

或者，它是否仍能成為未來宗教重新找回先知性的起點？

這個問題，沒有現成答案。

但可以確定的是——

沒有面對死亡的勇氣，宗教不可能重新獲得公共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