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教會也正在失去談論死亡的能力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台灣教會也正在失去談論死亡的能力

一、問題不是死亡消失，而是詮釋權轉移

在當代台灣，死亡高度集中於醫療體系之中。臨終被界定為一連串醫療決策：是否插管、是否急救、是否繼續侵入性治療。死亡的時間點、形式與意義，主要由醫療制度與專業語言所規範。

在這個結構中，教會並未被排除，而是自我退位。牧者仍會探訪病人，教會仍會舉行追思禮拜，但在「何時停止治療」「如何理解放手」「何謂有尊嚴的死亡」等關鍵問題上，教會極少提出具有約束力的神學語言。

結果是：教會保留了儀式參與，卻放棄了死亡的詮釋權。

二、死亡被技術化，信仰被縮減為安慰功能

當死亡被全面醫療化，信仰最容易被保留下來的角色，只剩下「心理支持」。在實務上，教會對臨終者與家屬的介入，往往集中於安慰、鼓勵與情緒撫慰，而刻意避免價值判斷。

這種轉變，使信仰從一套關於生命終局的世界觀，退化為一種輔助性情緒資源。

當教會不再敢說明「什麼時候停止治療是正當的」「何謂拒絕延命而非放棄生命」，它其實已默認：死亡不再是神學議題，而只是醫療與心理的交會點。

三、單一化的復活語言，反而壓縮死亡神學

台灣教會並非缺乏神學資源，而是過度依賴一種單一的復活敘事。

在講道與牧養語境中，復活常被用來快速跨越死亡，而不是穿越死亡。悲傷容易被理解為信心不足，長時間的哀悼被視為需要被「帶出來」的狀態。

這種神學語言的效果是：

死亡被縮短為一個瞬間，

哀悼被壓縮為一個階段，

而對上帝沉默的質問，則被視為不合宜。

當復活被用來取消死亡的重量，它就不再是盼望，而是一種神學捷徑。

四、教會為何難以承接安寧緩和醫療的倫理挑戰

安寧緩和醫療之所以重要，不在於它提供了「更溫柔的醫療」，而在於它重新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延長生命是否永遠等同於尊重生命？

這是一個本質上屬於倫理與神學的問題。

然而，在台灣的實務中，安寧醫療的倫理語言，主要由醫師、護理師與社工承擔。教會多半選擇配合，而非主動建構神學詮釋。

這並非因為教會沒有立場，而是因為教會已逐漸喪失面對「無解情境」的耐心。當信仰只能在勝利、醫治與翻轉中被表述，它就無法陪伴那些只能慢慢走向終點的生命。

五、失去談論死亡的能力，即失去先知性

先知性的核心，並不在於預言未來，而在於迫使社群正視其不願面對的現實。

死亡正是這樣一個現實。

當教會不再能為「停止治療」提供神學正當性，不再能為「放手」命名為一種忠誠，不再能容許對上帝沉默的質問存在，它就不只是失去了某個議題，而是失去了劃界能力。

一個無法對生命終局劃界的宗教，最終只能順從制度，而無法對制度提出質問。

六、結語：死亡，是教會最後一門必修課

台灣教會是否完全失去了談論死亡的能力？尚未。但可以確定的是，這種能力正在萎縮，且尚未被充分自覺。

如果教會無法重新學會陪伴長時間的哀悼、為「不再治療」提供倫理語言、並在臨終時刻承擔詮釋責任，那麼它將在生命最脆弱的邊界缺席。

而那，正是神學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