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對話的伊斯蘭政治：當神法語言與現代政治語言彼此失聰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無法對話的伊斯蘭政治：當神法語言與現代政治語言彼此失聰

在當代關於「伊斯蘭是否必然具有政治性」的爭論中，最令人沮喪的並不是立場對立，而是雙方其實並未站在同一語言宇宙中對話。這種失敗的對話，並非出於惡意，而是源自於對「政治」、「法」、「正當性」與「權威」的根本理解完全不同。

以傳統遜尼派法學家（譬如 Mufti Taqi Usmani）與現代自由主義或世俗政治理論的支持者（譬如Gerhard Bowering）為例，雙方常被誤以為是在爭論同一問題：

伊斯蘭是否應該介入政治？

伊斯蘭國家是否可能？

政教分離是否可行？

但實際上，他們回答的根本不是同一組問題。

一、誰在談「政治」？——概念起點即已分裂

對現代政治學而言，「政治」意味著：

主權（sovereignty）

國家（state）

憲法與法治

公民權

多元競爭與權力制衡

這是一套源自近代歐洲的制度性語言。

然而，在傳統伊斯蘭法學的世界中，「政治」（siyāsa）並不是一個獨立、自治的領域，而是倫理與法的一部分。Usmani 所談的政治，本質上是：

統治者是否遵行真主的命令

法是否符合沙里亞（Sharia）

社會是否有助於信仰與道德的實踐

在這個框架裡，「政治」不是關於人民如何授權政府，而是關於人類是否順服神聖秩序。

因此，當自由派批評者說：「宗教不該干預政治」，Usmani 聽到的並不是制度性建議，而是一種對神法正當性的否定；而當 Usmani 主張「伊斯蘭涵蓋政治」，自由派聽到的也不是倫理論述，而是一種神權統治的宣告。

雙方從一開始就錯頻。

二、穆罕默德之後：繼承危機不是偶然，而是結構性問題

穆罕默德去世後的繼承危機——正是對話失敗的歷史根源。

在穆罕默德生前，宗教與政治的統一並非理論設計，而是人格性統合：

他同時是先知、法的宣告者、政治仲裁者與軍事領袖。

但問題是：

當先知去世後，誰有資格繼承這種整合性權威？

哈里發制度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個臨時解法，而非神學上早已完成的制度藍圖。

此後的內戰、什葉—遜尼分裂、王朝化、軍事僭奪，無不顯示一個事實：

伊斯蘭政治從未真正解決「合法統治」的問題，只是不斷以神學語言掩蓋政治現實。

然而，Usmani 這類傳統法學家處理這段歷史時，採取的不是政治分析，而是規範性回收：

他們承認人類政治的墮落，但堅持沙里亞仍是超歷史的正確標準。

這使得對話再次破裂——

因為自由派問的是：「這套制度如何運作？」

而 Usmani 回答的是：「這套制度在神面前是否正確？」

三、法的來源不同，理性無法對接

現代政治對話預設一個前提：

法律是人制定的，因此可以修正、辯論、廢除。

但在 Usmani 的論證中，沙里亞並非「法律體系」，而是：

神的命令

道德秩序

永恆真理

它的問題從來不是「是否合時」，而是「是否被正確理解」。

因此，當批評者指出：

伊斯蘭法對女性、宗教少數、言論自由的不利影響

伊斯蘭政權與現代民主制度的衝突

Usmani 的回應往往不是制度性修正，而是：

西方誤解伊斯蘭

問題出在人類未正確實踐沙里亞

神法本身不需接受世俗標準的審判

這不是頑固，而是範式差異：

一方以「公共理性」為判準，另一方以「神聖授權」為終極依歸。

在這種情況下，「辯論」幾乎成為不可能。

四、為何必然雞同鴨講？

總結而言，這場對話失敗並非偶然，而是結構性必然：

一方談的是制度設計與權力限制

一方談的是道德順服與神聖秩序

一方的核心價值是「可質疑性」

另一方的核心價值是「不可動搖性」

他們使用相同詞彙（政治、法律、正義），卻指向完全不同的實體。

因此，問題不在於「誰比較極端」，而在於：

這是一場跨文明、跨範式、跨權威來源的對話，而雙方卻假裝它只是政策分歧。

結語：真正的誠實，或許是承認無法對話

也許最誠實的立場，並不是繼續呼籲「多溝通」，而是承認：

有些差異無法被理性辯論消解

有些政治神學並非為現代多元社會設計

有些世界觀，只能被理解，而不能被說服

在伊斯蘭政治的問題上，Usmani 與其批評者之間的鴻溝，並不是誤會，而是兩種不可通約的正當性來源。

這正是為什麼，他們永遠在說話，卻從未真正聽見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