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論(Doctrine of Revelation)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啟示論(Doctrine of Revelation)
一、啟示論的定位:上帝如何被「知道」
在系統神學中,啟示論(Doctrine of Revelation;拉丁文 Revelatio,意為「揭開、顯露」)通常被置於起始位置,原因不在於它內容最多,而在於它回答一個先決問題:人憑什麼可能談論上帝?
若沒有啟示,上帝(God)便只是哲學假設、心理投射或文化符號;所有後續的神論(Theology Proper)、基督論(Christology)、救贖論(Soteriology)等,都會失去其認識論基礎。因此,啟示論不是眾多教義之一,而是整個系統神學的「入口」。
傳統基督宗教主張:對於超越的人類理性與經驗的上帝,人不能憑自身攀登認識,只能在上帝主動「顯明自己」的前提下被動領受。這一主張在近代以來屢遭質疑,正是啟示論成為當代神學爭議核心的原因。
二、一般啟示與特殊啟示:自然、歷史與聖言
經典系統神學通常區分兩種啟示形式:
1. 一般啟示(General Revelation;Revelatio generalis)
一般啟示指的是上帝透過自然界、歷史秩序與人類良知所顯露的自我痕跡。聖經常被引用的經文包括《詩篇》19篇1節:「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以及《羅馬書》1章20節關於人在受造界中「無可推諉」的認知責任:「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是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在此傳統中,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嘗試論證:即使沒有聖經,人仍可藉由理性推論出上帝的存在與某些屬性(如秩序、能力、目的性)。
2. 特殊啟示(Special Revelation;Revelatio specialis)
特殊啟示則指上帝在具體歷史中、以具體方式顯明自己,主要包括:
先知的話語
以色列的歷史經驗
聖經(Scripture)
最終集中於耶穌基督(Jesus Christ)
基督教神學普遍認為,特殊啟示不是對一般啟示的補充說明,而是質性上不同的自我揭露行動。
三、聖經作為啟示:權威、默示與詮釋問題
在特殊啟示中,聖經論(Doctrine of Scripture) 與啟示論高度交疊。關鍵問題包括:
1. 默示(Inspiration;希臘文 theopneustos,意為「神所吹氣的」)
根據《提摩太後書》3章16節:「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傳統神學認為聖經的權威根源不在作者,而在上帝自身。
然而,「默示」究竟意味著逐字口述、思想引導,還是信仰共同體中的見證文本?這在近代形成激烈爭論。
2. 無誤性(Inerrancy)與無謬性(Infallibility)
福音派傳統主張聖經在原始手稿中完全無誤;而主流新教與天主教則傾向認為:聖經在「救恩目的」上不致錯誤,但在歷史與自然描述上需經詮釋。
這一差異直接導向現代信徒的困惑:
若聖經包含歷史錯置或錯誤的科學世界觀,是否仍能被稱為啟示?
啟示是否必須以「事實正確」為條件?
四、啟示與歷史批判:現代性的衝擊
十九世紀以來的歷史批判方法(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徹底改變了對聖經的閱讀方式。文本被視為:
有作者
有編輯歷史
有政治與宗教處境
這對啟示論提出尖銳問題:
若啟示必須經過人的語言、文化與權力結構表達,那麼我們究竟接觸到的是「上帝的話」,還是「人對上帝的理解」?
卡爾.巴特(Karl Barth)即在此背景下強烈拒絕自然神學,主張啟示不是可供人掌握的資訊,而是上帝自由的行動事件(Event)。相對地,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則嘗試將啟示理解為「終極關懷」(Ultimate Concern)的象徵性顯現。
五、多元宗教時代的啟示危機
在全球化與宗教多元的現實中,啟示論面臨新的質疑:
若基督教有啟示,其他宗教是否也有?
若上帝向所有人啟示,為何啟示內容彼此衝突?
傳統「唯一真啟示」立場容易走向排他主義;而相對主義則可能使啟示失去具體內容。當代神學在此陷入張力:啟示是否仍能保持其獨特性,而不淪為文化產物?
六、當代問題總結:啟示還可能嗎?
在後啟蒙、後現代與數位時代的條件下,啟示論至少面對以下未解問題:
1. 在科學世界觀下,超自然啟示是否仍具可理解性?
2. 在歷史批判之後,聖經還能否作為「上帝說話」的媒介?
3. 在多元宗教並存的世界中,啟示是否必然排他?
4. 在主觀經驗高度被重視的文化中,啟示與心理投射如何區分?
啟示論因此不再只是「神學起點」,而成為整個信仰體系中最脆弱、卻也最不可或缺的一環。若此處失守,後續所有教義都將轉為倫理、象徵或文化研究;若此處被重新理解,系統神學才可能在現代世界中繼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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