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公共倫理要回來，它在台灣可能長什麼樣子（而不是西方式人權口號）？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如果公共倫理要回來，它在台灣可能長什麼樣子（而不是西方式人權口號）

這其實已經預設了一件重要的事：

公共倫理如果只是「翻譯版的人權口號」，它在台灣一定失敗。

所以我們不會用「應然藍圖」，而是嘗試回答：

在台灣既有的宗教、文化、政治土壤中，公共倫理「可能如何重新長出來」。

一、先劃清三條不能走的死路

要談「長什麼樣子」，先說「不會長成什麼」。

❌ 1. 不會是抽象的普世宣言

「人皆生而自由平等」這類語言，在台灣公共場域的效果是：

聽得懂

但沒有情感重量

也缺乏宗教與文化共鳴

它像是法律前言，不是行動準則。

❌ 2. 不會是神學化的倫理霸權

如果公共倫理被某一宗教的教義壟斷：

社會立刻對立

倫理被視為傳教工具

宗教政治化反而加速

這條路，在台灣尤其行不通。

❌ 3. 不會是「去政治」的道德說教

只談個人修養、不談制度與權力，

那只是私德，不是公共倫理。

二、那它可能「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用一個核心概念統攝：

台灣的公共倫理，若要重新出現，

很可能是一種「關係型、底線型、反濫權型倫理」。

我們一層一層來。

三、第一層：關係型倫理（不是個體權利，而是「不該這樣對人」）

台灣文化裡，最強的不是抽象權利，而是關係感。

可行的公共倫理語言，反而更像：

「不能這樣對人」

「這樣會害到別人」

「這樣講不過去」

這些話在台灣非常有力量。

例如：

強拆，不是「侵害財產權」，而是「逼人走投無路」

勞動剝削，不是「違反契約自由」，而是「欺負人」

政策冷血，不是「程序合法」，而是「沒把人當人」

這是一種低理論、高共感的倫理語言。

四、第二層：底線型倫理（不追求崇高，只劃清「不能做」）

台灣社會對「高道德要求」極度過敏，

但對「越線」非常敏感。

所以公共倫理不是問：

「你是不是一個好政府／好宗教？」

而是問：

「你是不是做了不該做的事？」

底線型倫理的核心不是理想，

而是羞恥感與不安感。

例如：

不得用宗教掩護貪腐

不得以文化之名剝奪異議

不得把弱者當動員工具

這些不是理論，

是「過不去的線」。

五、第三層：反濫權倫理（限制權力，而不是塑造美德）

這一點極其重要。

台灣的公共倫理若有一條主軸，

它應該是：

任何掌握資源、話語或神聖性的人，都必須被質疑。

這非常符合：

台灣的威權記憶

對「大人」的不信任

對黑箱的厭惡

在這裡，公共倫理不是：

教你怎麼當好人

而是：

你憑什麼這樣做？

六、這樣的倫理，可以從哪裡「長出來」？

這不是憑空設計的，它其實已有胚芽。

1️⃣ 台灣的司法語言（比你想像的更倫理）

很多判決用語其實已經在做倫理工作：

「顯失公平」

「悖於人情事理」

「違反誠信原則」

這些不是人權口號，

而是公共倫理的低階版本。

2️⃣ 媒體與公民社會的「過線感」

台灣的輿論不是對「不公正」敏感，

而是對「太過分」高度敏感。

這正是底線倫理的運作。

3️⃣ 宗教的「護弱者」敘事（不是教義）

像慈濟之所以能跨界被接受，

不是因為它的佛學，

而是因為：

它站在弱者那邊，而不是權力那邊。

這就是公共倫理的宗教版本。

七、那媽祖信仰有沒有可能參與？

有，但不是靠教義。

如果有一天：

媽祖不再只是「保境安民」

而被理解為「不容欺壓弱小」

不再只是「誰來都加持」

而是「某些行為不配被背書」

那才會是真正困難、也真正有力量的轉化。

這不是要它變成倫理宗教，

而是讓它拒絕替不義站台。

八、最後一句話，留給這條長線思考

台灣的公共倫理如果會回來，

它不會長得像憲章、宣言或神學論文。

它更可能長得像一句句：

「這樣不行。」

「這說不過去。」

「不能再這樣對人。」

那不是偉大的理論，

卻是能擋住宗教與政治無條件合體的最低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