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正教是否比較容易與專制獨裁政體靠攏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以基督宗教中的東正教而言，是比較聽話的（被政府收編）的宗教，冷戰時期的蘇聯（俄羅斯）與東歐共產集團，絕大多數是東正教國家。蘇聯垮台後的俄羅斯進入民主沒多久，就演變為普丁的專制獨裁。

我們觀察到一個常被提出、但需要小心處理的問題：

東正教（Eastern Orthodoxy）與強國家權力之間，歷史上確實常呈現一種「親密關係」。

（注釋：強國家權力 Strong State Capacity，強國家的核心特徵是其滲透社會並執行政策的能力強大。它能有效地將政治決策轉化為現實。）

不過如果直接說「東正教使俄羅斯走向專制」，就會過度簡化；比較準確的說法是：

東正教的政教關係傳統，與某種型態的國家結構特別容易互相適配（彼此強化 mutually reinforcing）。

也就是：不是宗教造成專制，而是宗教與既有的政治結構形成了穩定結盟。

一、關鍵詞：拜占庭式「政教協和」（symphonia）

東正教世界的政治神學不是西歐「教會 vs 國王」的對抗模式，而是來自拜占庭帝國的一種理念，希臘文常被稱為 symphonia（協和、和諧）。

其核心觀念是：

皇帝負責治理秩序（外在）

教會負責拯救靈魂（內在）

兩者不是分立，而是互補

這和中世紀西歐非常不同。

在西歐，教宗可以與皇帝公開衝突；

但在拜占庭與其繼承區域，理想狀態是合作而非競爭。

注意：

這原本不是「教會被國家控制」，而是神學上認為國家也是神救贖秩序的一部分。

二、當拜占庭模式移植到俄羅斯，性質改變了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後，莫斯科開始提出一個觀念：

「莫斯科是第三羅馬」

含義很重大：

羅馬帝國的神聖秩序轉移到俄羅斯君主。

此時出現一個差異：

在拜占庭

→ 皇帝與教會互相需要

在俄羅斯

→ 皇權逐漸高於教會

到彼得大帝（18 世紀）時，事情已非常清楚：

他乾脆廢除莫斯科牧首，設立由國家管理的「神聖會議」（Holy Synod）。

也就是：

教會行政正式成為國家機構的一部分。

這一步非常關鍵。

從此俄羅斯教會的歷史角色更像「國家宗教部門」，而不是能制衡國家的權威。

三、為何這會影響政治文化

這裡不是教義問題，而是權威心理學。

西歐拉丁基督教長期存在兩種權威來源：

教會法

王室法

因此逐漸形成一個觀念：

權力不是單一來源 → 權力可被限制。

而在俄羅斯的歷史經驗中，人民長期只面對一個最高權威結構： 沙皇（後來是共產黨、再來是普丁總統）。

教會很少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civil society institution，公民社會機構）。

結果並不是「東正教支持專制」，而是：

社會缺乏能與國家對等的制度性組織。

民主真正需要的不是選舉，而是

中介組織（mediating institutions）： 自治城市、獨立法庭、大學、教會、行會、媒體。

西歐這些機構很多是從教會自治長出來的；

俄羅斯則歷史上較少。

四、為什麼蘇聯時期東正教仍存在

表面看似矛盾：

共產主義無神論，卻在二戰後重新容許教會活動。

原因其實政治性很強。

史達林在 1943 年重新合法化東正教會，因為：

需要民族動員對抗納粹德國

教會有深層文化認同力量

但條件是： 教會接受國家監督。

於是形成一種特殊現象： 教會不再是信仰權威，而是文化與民族象徵。

這對後來影響極大。

五、蘇聯解體後為何未能穩定民主

1991 年後俄羅斯短暫民主化，但很快轉向權力集中。

這往往被歸因於東正教，其實更關鍵的是歷史結構：

長期沒有地方自治傳統

法治機構薄弱

寡頭經濟

帝國疆域安全焦慮

在這個情境下，東正教扮演的角色是：

提供文化正當性，而不是造成專制。

普丁時代形成的模式可描述為：

國家提供秩序與身份

教會提供歷史與道德敘事

這與沙皇時代其實相似。

六、重要的比較

若宗教本身決定政體，那麼：

希臘（東正教）應與俄羅斯相同 → 但希臘是民主國家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東正教） →在後共黨時代也是民主體制

烏克蘭 → 民主傾向明顯

因此真正變項不是「東正教」，

而是俄羅斯的國家形成方式（patrimonial state，家產型國家）。

國家先於社會形成，

而社會組織（包括教會）被吸納進國家。

結論

可以這樣整理：

東正教傳統確實較強調政教協和

這使它較少扮演制衡國家的角色

在俄羅斯歷史條件下，它容易與強國家結盟

但它不是專制的原因，而是專制體系中的一個支撐元素

因此較準確的說法不是：

東正教導致俄羅斯專制

而是：

在俄羅斯的歷史結構中，東正教較容易成為國家合法性的宗教語言，而非獨立制衡力量；當民主制度缺乏其他社會基礎時，政治權力容易再次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