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契約宗教與東方的感化宗教之一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西方的契約宗教與東方的感化宗教之一

​**「契約宗教」（Covenantal Religion）**的概念，確實是西方法治（Rule of Law）最核心的底色。在亞伯拉罕一神教中（猶太教、基督宗教、伊斯蘭），神與人的關係不是單向的施捨，而是雙向的合約。這種「連上帝也要守約」的神學邏輯，徹底改變了人類對權力的想像。

​契約宗教與「法治」的源頭

​在亞伯拉罕傳統中，法律（Law）具有一種超驗的神聖性：

​雙向的約束力： 當上帝與挪亞、亞伯拉罕或摩西立約時，上帝實際上是將自己也置於法律之下。這種「契約高於主權者」的邏輯，後來演變為「法律高於國王」。

​權利的萌芽： 既然上帝與每個人單獨立約，那麼個人在神面前就具有獨立的人格與權利。君主如果侵犯了這些權利，就是毀約。

​法律的穩定性： 因為神是不變的，所以契約也是不變的。這奠定了西方對「自然法」與「實證法」穩定性的追求。

​「感化式」傳統對現代亞洲法治的深遠影響

​相比之下，深受佛教、道教或儒家「感化式」倫理影響的亞洲國家，在邁向現代法治時，往往帶著截然不同的「心理結構」：

​1. 「法」是統治的工具，而非超驗的契約

​在感化式的傳統中，法律往往被視為「人倫的補充」。如果教育與感化失敗了，才動用法律（刑罰）。

​偏好人治： 人們習慣期待一位「青天大爺」或「賢明領導」。如果領導者是慈悲的（如轉輪聖王或聖王），法律的程序正義反而顯得不那麼重要。

​法治（Rule of Law）變成了「法制」（Rule by Law）： 法律被視為政府管理民眾的「工具」，而非民眾用來約束政府的「契約」。

​2. 倫理對法律的「稀釋作用」

​在感化傳統下，公共衝突往往尋求「調解」而非「裁決」。

​情理法： 亞洲社會在處理爭議時，往往優先考慮「情」與「理」，最後才是「法」。這雖然增加了社會的彈性，但也稀釋了法律的嚴肅性與契約的剛性。

​私德高於公法： 社會對領導人的評價往往集中在「私德」（他是否廉潔、慈悲）而非「公法」（他是否嚴格遵守程序）。

​3. 「天命」與「任期制」的矛盾

​亞伯拉罕宗教的契約是永恆的，但亞洲的「天命」是流動的。

​天命： 當一個政權表現不好，天命就轉移了。這導致亞洲歷史更傾向於「革命」與「更迭」，而非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內進行「改良」。這種思維影響到現代，就是對「程序穩定性」的信心不足，總覺得制度是可以隨形勢隨時調整的。

​總結：兩種文明的底層邏輯

​西方法治： 源於「神人契約」。法律是神聖的、雙向的、不可隨意更改的。權威在法律手中。

​東方感化： 源於「天人感應」與「人倫慈悲」。法律是輔助的、單向的、依附於領袖德行的。權威在賢者手中。

​這解釋了為什麼亞洲國家在引進西方法律體系時，硬體（法院、法條）建構很快，但軟體（法治精神、契約意識）的轉化卻非常緩慢。因為我們是在用幾千年的「慈悲與感化」邏輯，去套用那套「上帝也得守約」的契約系統。

在現代社會中，「期待賢人」的心理，依然在某些時刻阻礙了制度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