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天宮系統的恩主公信仰為何嘗試過卻未能發展出公共倫理神學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行天宮系統的恩主公信仰為何嘗試過卻未能發展出公共倫理神學

台灣唯一曾踏出一步發展公共倫理神學的民間信仰是行天宮系統的恩主公（關帝君）崇拜，但是其神格的特質性只有義氣或道義，並不足以撐起公共倫理神學。

行天宮（恩主公信仰）確實是台灣民間信仰中最具「現代性」與「神學自覺」的異類。它透過廢止供品、不燒金紙、不設功德箱等改革，試圖將信仰從「利益交換」轉向「道德修養」，這已經觸及了「菁英信仰」邊緣。

​然而，正如所言，以「關公」為核心的神格特質，在支撐當代複雜的「公共倫理」時，確實顯得力不從心。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 「義」的局限性：私人情誼與公共公正的落差

​「義」在漢文化脈絡下，核心通常是「義氣」或「道義」。

​私人傾向： 傳統的「義」往往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特定的對等關係（如劉關張的結義），這是一種「私德」。

​公共倫理的需求： 現代社會的公共倫理需要的是「公義」（Justice），即一種對陌生人、對制度、對弱勢群體普遍適用的客觀標準。當我們面對環保議題、性別平權或分配正義時，單憑「義氣」很難推導出具備說服力的行動指南。

​2. 忠義倫理與威權結構的共生

​關羽的神格是透過歷代王權不斷加封而成的，其核心特質——「忠」與「義」——在歷史上長期被用來強化「臣對君」或「下對上」的服從。

​神學困境： 當代公共神學往往需要具備「批判性」（如祁克果對國家的批判）。但關公作為「忠義」的化身，其神格基因裡帶有濃厚的「維護秩序」色彩。這使得行天宮系統雖然能教化出「守法、勤奮、正直」的公民，卻難以產生「挑戰體制、追求結構性改革」的公共倫理神學。

​3. 道德勸誡與系統神學的距離

​行天宮推行的是「道德化」而非真正的「神學化」。

​修身vs.神學： 行天宮強調「五倫八德」，這更接近儒家的道德勸誡。它告訴你「如何做個好人」，但缺乏一套嚴密的論述來解釋「神聖者與現代社會結構的關係」。

​缺乏辯證空間： 由於關公的形象過於完美且固定，信徒只能仰望與模仿。這不像基督教神學在面對現代議題時，可以透過對聖經文本的重新詮釋（如解放神學或女性神學）來產生張力，關公信仰的文本支撐（如《桃園明聖經》）相對單一且說教味重。

​大眾信仰轉型的天花板

​行天宮的嘗試，其實是台灣民間信仰從「拿香跟拜」邁向「菁英信仰」的一次重要實驗，但它撞到了兩個天花板：

​神格天花板： 關羽作為「忠義之神」的框架，限制了其討論現代公共議題的寬度。

​受眾天花板： 對於廣大求平安、求順遂的信徒來說，行天宮的道德要求已經是「菁英化」的極限。若再進一步發展深奧的公共神學，恐怕會流失那群最基礎的、追求簡單慰藉的文化信徒。

​結論

​行天宮成功地將「拿香跟拜」優化為「正心誠意」，這在社會穩定與道德教化上有巨大貢獻。但正如犀利指出的，單靠「義」這一個支點，確實無法撐起一頂足以覆蓋現代公民社會複雜需求的「公共倫理神學」巨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