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的「惡的平庸性」是否在批判道德相對論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的「惡的平庸性」是否在批判道德相對論

很好的問題，而且問得非常精準。

鄂蘭的「惡的平庸性」，不是直接在哲學上反駁「道德相對論」，但它對道德相對論構成了一種極其致命的間接批判。

它不是寫給倫理學課堂看的，而是寫給**「當世界不再判斷時，惡是如何變得理所當然」**這件事。

一、阿倫特批判的對象是誰？不是「相對論者」，而是「不思考的人」

先澄清一個常見誤解。

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並沒有說「納粹都是文化相對論者」，她也不是在做價值哲學論證。

她真正盯住的是一種更可怕的狀態：

人不再進行道德判斷，只是順從制度語言與角色規範。

艾希曼最讓她震驚的，不是殘忍，而是：

語言貧乏

思考空洞

完全用官僚與合法性詞彙理解自己的行為

他不是說「殺人是好的」，

而是說：

「我只是依法執行命令。」

這句話，本身就已經是道德相對論的實踐版。

二、「惡的平庸性」＝道德判斷的蒸發

阿倫特的洞見在於：

極端的惡，不一定來自極端的邪惡意志，

而可能來自「不再思考對錯」的日常服從。

這裡的「平庸」，不是普通，而是：

沒有內在對話

沒有良心辯證

沒有「我能否與自己共存？」的提問

而道德相對論在社會層次，最容易造成的正是這種狀態：

對錯不再有公共語言

一切退回制度、文化、角色

個人不再承擔判斷責任

阿倫特其實在說：

當「判斷」消失，惡就不需要動機了。

三、她為何不接受「文化／時代背景」的免責？

在為艾希曼辯護的人裡，有一條典型論述是：

「他只是那個時代、那個體制的產物。」

阿倫特對此極度警惕。

因為一旦接受這種說法：

就沒有人需要為任何事負責

就沒有任何人能被真正審判

就連「納粹罪行」都變成歷史現象，而非道德罪行

這正是倫理相對論在極端情境下的終點。

所以她堅持：

即使在體制中，人仍然必須被要求進行判斷。

四、她的「思考」其實是一道最低限度的普世倫理

阿倫特後來在《思考與道德考量》（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裡講得更清楚。

她不是在尋找康德式的普遍法則，

而是在找一個不需要形上學，也不能被文化取消的底線：

「我能否與做了這件事的自己，一起生活？」

這個標準有幾個重要特點：

不依賴宗教

不依賴文化

不依賴法律

但對每一個人都成立

這其實是對道德相對論的結構性反駁：

你可以有不同價值，

但你不能取消「判斷本身」。

五、她批判的不是「差異」，而是「免責」

所以，嚴格說：

她不反對理解歷史處境

不反對看到制度壓力

不反對承認文化差異

她反對的是：

用差異來消解責任。

而這正是文明／宗教相對論滑向倫理相對論時，最危險的那一步。

六、一句收束你這條思考線的話

如果用你的語言來說，阿倫特的立場大概是：

你可以說「每個文明不同」，

但一旦你說「因此無人該被判斷」，

你就已經替惡鋪好了一條光滑的路。

「惡的平庸性」不是在講納粹有多邪惡，

而是在警告：

一個不再練習道德判斷的世界，

會把最可怕的事，交給最普通的人去完成。

***注釋：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納粹德國時期的重要官員，他並非前線作戰的將軍，而是一位隱身於辦公桌後的「官僚劊子手」。

​他是二戰期間納粹對猶太人進行**「最終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負責協調、組織並將數百萬猶太人送往集中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