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製造穆罕默德（一）：從文盲商人到伊斯蘭創立者的形象建構 在人類歷史上，塑造領袖與偶像是一種普遍現象。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被稱為「太陽王」，其形象由宮廷、文人、畫作與國家宣傳共同打造，成為權力與神聖象徵。英國歷史學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台灣譯本：《製造路易十四》）中詳細分析了這種形象建構的歷程。類似地，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被後世塑造成新教的偉大改革者，其形象、言行與象徵意義經由宗教歷史、印刷品、畫像與宣傳逐步凝塑。這些例子提醒我們：歷史人物的形象往往經過人為建構，涉及宣傳、文本改動與社會需求。 穆罕默德（Muhammad, 阿拉伯文 محمد）作為伊斯蘭教創立者，其歷史形象同樣經過多層建構。從一位出生於麥加（Mecca, 阿拉伯文 مكة）庫雷什（Quraysh, 阿拉伯文 قريش）部落的孤兒商人，穆罕默德最終被塑造成神聖的先知、政治與軍事領袖，成為伊斯蘭信仰的核心人物。歷史學與文本批評揭示，穆罕默德的形象不只是其個人生活的寫照，更是透過口述傳承、文獻編纂、教義塑造與文化需求逐步建構起來的。 一、歷史背景與穆罕默德的早年生活 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政治分散、部落割據、貿易活躍。麥加作為商業與宗教中心，庫雷什部落控制卡巴（黑石天房，Kaʿba, 阿拉伯文 الكعبة），掌握經濟與宗教資源。穆罕默德出生於庫雷什貴族家庭，但父母早亡，由祖父及叔父撫養長大。他年輕時以文盲身份從事貿易，熟悉阿拉伯半島各部落的商業與社會網絡。 穆罕默德的社會地位雖不至於顯赫，但他的品格與誠實（稱為 al-Amin，阿拉伯文 الأمين，意為「可信者」）使他在商界與部落中獲得信任。這種個人聲譽為後來其宗教領袖地位奠定基礎。歷史上，他仍是凡人——一位文盲商人、孤兒、部落成員，但其言行開始被部分追隨者注意與傳誦。 二、啟示與口述傳統 穆罕默德在約四十歲時據說接收到天使吉布里勒（加百列，Gabriel, 阿拉伯文 جبريل）的啟示，成為先知。由於穆罕默德本人不識文字，這些啟示依靠弟子與跟隨者口述傳播，最終被記錄下來，形成《古蘭經》（Qur’ān, 阿拉伯文 القرآن）。口述傳統在這一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 1. 確保啟示不失：弟子將每段啟示...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製造耶穌：歷史人物到神人形象的建構 人類歷史上，塑造領袖與偶像是一種普遍現象。路易十四（Louis XIV）被稱為「太陽王」，其形象由宮廷、文人、畫作與國家宣傳共同打造，成為權力與神聖象徵。英國歷史學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在《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台灣譯本：《製造路易十四》；中國譯本：《路易十四的製造》）中詳細分析了這種形象建構的歷程。類似地，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也被後世塑造成新教的偉大改革者，他的形象、言行與象徵意義，經由宗教歷史、印刷品、畫像與宣傳逐步凝塑，最終與德意志民族主義緊密結合。這些例子提醒我們：歷史人物的形象往往經過人為建構，涉及宣傳、文本改動與社會需求。 耶穌（Jesus）則是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形象建構」案例之一。他的故事從一個加利利木匠、一個地方小團體的領袖開始，最終被塑造成宗教創始者，兼具神人二性、能行神蹟、死而復活的救世主。研究耶穌形象建構的歷史學家與文本批評學者，透過聖經傳抄、門徒敘事、教會會議文獻與古代歷史記載，揭示了這一形象形成的複雜過程。 一、耶穌的歷史人物形象 歷史文獻表明，耶穌原本是加利利的普通人。他可能從事木匠工作，生活在拿撒勒附近的小城鎮，並在自己的社群中逐漸成為小團體領袖。當時的猶太社會政治與宗教氛圍緊張，對外來或異端的教義通常存有警戒。耶穌的言行，包括傳講天國近在眼前、治病行善、挑戰宗教權威，吸引了有限的追隨者，但在當地社會中仍屬邊緣性領袖。 耶穌最終被羅馬官員與猶太宗教領袖視為威脅，遭判十字架刑而死亡。在他生前，他仍被大部分人視為普通人，一個會死於十字架的凡人。門徒在耶穌死亡後，面對群體解體的危機，開始進行口述與書面敘事的建構，這是「製造耶穌」的第一步：將歷史人物轉化為具有宗教意義的象徵。 二、死而復活的敘事與門徒塑造 耶穌死而復活的敘事是他神性形象建構的核心。歷史學家推測，門徒可能出於心理與社群穩定的需要，宣稱耶穌從死裡復活。一種可能性是，他們創造了復活故事以維護信仰團體的凝聚力。猶太史學家約瑟夫斯（Josephus Flavius）及其他文獻中，已有猶太人指控基督徒「偷走耶穌的遺體，宣稱復活」，顯示復活敘事早期即受到爭議。這種建構不僅是宗教意義的塑造，也是歷史事件在集體記憶中被加工的過程。 復活敘事的形成涉...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從太陽王到宗教改革者：路易十四與馬丁．路德的形象製造 英國文化史學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的名著《製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是一部關於政治形象與權力象徵的經典之作。柏克在書中指出，權力的運作不僅取決於軍隊與制度，更取決於象徵與想像。國王的威權之所以能維繫，並非僅因法律與暴力的強制，而是因為臣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看見」並「相信」這個權力的神聖合法性。凡爾賽宮（Versailles Palace）、宮廷儀典、王室畫像、頌詩、音樂與慶典，構成了一個宏大的「符號機器」，其任務是讓路易十四的形象恆久散發光芒，如太陽般照耀法國。柏克稱此為「權力的表演化」（theatricalization of power）。 然而，「形象的製造」並非王權的專利。若將這一概念帶入宗教史，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信仰領袖的形象如何在歷史進程中被建構、放大與再詮釋。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宗教改革史上，路德被視為勇敢挑戰羅馬教廷（Roman Curia）、捍衛聖經真理的改革先驅。然而，若以柏克的分析視角審視，我們會發現，這位改革者的「公共形象」也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透過印刷、藝術與後世政治詮釋逐步被「fabricated」——即人為製造出來的。 一、路易十四的神化工程 彼得．柏克的研究指出，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的權威是透過一整套文化裝置形塑的。自年少即位起，王權就被表演化、藝術化，最終成為「太陽王」（le Roi Soleil）的象徵。畫家夏爾．勒布倫（Charles Le Brun）為他繪製神話化的肖像，把國王與阿波羅（Apollo，太陽神）等同；劇作家莫里哀（Molière）與音樂家盧利（Jean-Baptiste Lully）則在宮廷表演中頌揚他的神聖德行。凡爾賽宮的建築更是一場視覺宣傳，中央軸線、鏡廳、噴泉與神話雕像，都在暗示王權光照萬民。 柏克指出，這套「製造工程」不只是美學活動，而是政治操作。透過視覺與儀式的操演，國王成為「可見的權威」；臣民則在觀看、讚頌與模仿中學會服從。這是一種「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權力透過形象運作，王的身體成為國家的符號。 二、宗教改革的媒體革命 與...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從《新耶路撒冷聖經》談天主教神學的馬利亞論與古蘭經的麥爾焉（馬利亞）童貞觀 這個問題觸及三個層次：聖經文本翻譯學的層次、天主教馬利亞論的神學層次、以及伊斯蘭經典的繼承與詮釋層次。這三者交錯在一起，構成一個相當深刻的宗教與語文學議題。以下分段說明。 一、New Jerusalem Bible 的翻譯背景與“童貞女”爭議 《新耶路撒冷聖經》（New Jerusalem Bible, NJB）以法文《耶路撒冷聖經》（La Bible de Jérusalem, 1956）為母本。此譯本由法國天主教的**聖經學院（École Biblique de Jérusalem）**主導，以考古與語源學研究聞名。 雖然 NJB 是獲得梵蒂岡信理部批准可用於禮儀與教學的譯本（具有官方許可， imprimatur），但這不意味其字句詮釋本身成為教義。批准僅表示其內容未違反信仰要理。 爭議集中於《以賽亞書》7章14節。希伯來原文的 ‘almah（עלמה）意為“適婚年齡的年輕女子”，並不必然指“處女”；相對詞 bethulah 才明確指“童貞女”。但七十士譯本（LXX）在公元前2世紀將此字譯為 parthenos（童貞女），拉丁武加大譯本延續為 virgo，英文傳統（如 KJV）也譯作 virgin。早期基督徒遂據此視為預言耶穌由童貞女所生的伏筆。 舊約聖經以賽亞書的一個字的翻譯影響到新約聖經馬利亞懷孕生下耶穌的問題，是因為基督教的預表論。基督徒認為以賽亞書該經節預表新約馬利亞的女體狀態，關乎年輕女子馬利亞是以自然交配方式懷孕生下耶穌，或是以童貞女狀態由聖靈感孕，成為神子的代理孕母。 NJB 採取 young woman 的譯法，是基於現代語言學與文獻研究的結果，屬於學術性翻譯，而非教義否定。教會並未放棄“童貞降孕”（virginal conception）的信仰，而只是讓經文回到歷史語義層次。 二、天主教神學馬利亞論與“無垢始胎”教義是否受影響？ 1. “童貞女懷孕”與“無垢始胎”是兩個不同教義 首先要分清兩者的神學內涵與時間背景： “童貞女懷孕”（拉丁文 virginitas in partu）指瑪利亞在懷孕、分娩前後皆保持童貞，這是初代教會信經即已確認的信條。 “無垢始胎”（拉丁文 Immaculata Conceptio）則指瑪利亞在自身受孕...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題目所指出的問題非常關鍵，也切中當代藏傳佛教倫理與現代醫學倫理之間的張力。確實，若從「慈悲與布施」（karuṇā 與 dāna）這兩個佛教核心德目出發，器官捐贈可被視為最高等的布施之一——所謂「身布施」（dehadāna），理論上應與佛教精神相符。然而，實際上藏傳佛教與西藏社會並未大規模推動以器官捐贈取代天葬，原因牽涉到多重的宗教、文化與地理因素。 以下可分層分析： 一、教義層面：天葬的宗教意涵與身體觀 在藏傳佛教的世界觀中，肉身只是「借暫之軀」，意識（rnam shes）在死亡後會離開身體而進入「中陰」（bardo）階段，準備下一次投生。屍體此時已無靈魂或「自我」，故被稱為「不淨物」（lü ma dag pa）。天葬（jhator，意為「布施給鳥」）便是以身體作為最後的供養，讓禿鷹得以飽食，象徵對一切眾生的慈悲與無我施捨。 因此，天葬的重點不在屍體的保存，而在「無執著」與「最後的布施」。在這種觀念下，「捐出身體的一部分」並非問題，但傳統上沒特別強調「器官」作為布施對象，因為器官捐贈涉及現代醫學體系，而非自然界的「眾生」。 二、實踐層面：地理、醫療與技術限制 即使今日藏區醫療條件改善，仍有幾個現實障礙： 1. 高原醫療體系不足：許多偏遠藏區沒有器官移植技術或保存設備，器官即使捐出，也難以在有效時間內移植。 2. 死亡認定與臨終儀式衝突：藏傳佛教極重視「死亡過程的心靈導引」（phowa，拔藏法）。死者意識未完全離體前，不可移動或切割身體，否則被認為會干擾往生。這與醫學上判定「腦死即死」的觀念存在衝突。 3. 僧侶指導的重要性：藏區臨終多需喇嘛誦經導引（尤其《中陰聞教得度》）。在這一過程完成之前，動用身體被視為不敬或干擾修行。 三、文化與象徵層面：天葬的社會功能 天葬除了宗教意義，還有社會整合功能。藏族社會視天葬為回歸自然的禮儀，屬於社群共同參與的宗教行動。禿鷹來食被視為吉兆，象徵死者業障消除、功德圓滿；若禿鷹不來，則被認為死者業重。這種文化象徵深植人心，使天葬不僅是處理屍體，更是「善終」的社會表徵。 因此，若以器官捐贈或醫學解剖取代天葬，可能被視為喪失宗教祝福或社會認可的「好死」形式。 四、當代變化：已有個別倡議與討論 雖然主流藏區尚未普遍改變天葬制度，但近二十年來已有零星的宗教與社會嘗試： 1. 達賴喇嘛的開放立場：達賴喇嘛本...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世界宗教特殊葬禮圖譜 一、前言：死亡作為宗教的起點 在人類文化史上，最早的宗教儀式往往與死亡有關。當人意識到生命會終止，便開始思索「死後有無」、「靈魂何往」。從墓葬、祭品、火葬到曝屍，葬禮是人類最早的神學語言。它不僅關乎屍體的處理方式，更是信仰體系對「身體、靈魂、自然」關係的回答。 不同宗教對死亡的詮釋形成了各自的葬禮：有的強調潔淨、有的追求解脫、有的等待復活。以下將依主要宗教傳統，勾勒出世界葬禮的神學圖譜。 二、聖潔與污染：祆教曝屍塔的宇宙倫理 祆教（Zoroastrianism）是古波斯的國教，由先知瑣羅亞斯德（Zarathustra）於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創立。其核心教義「善思、善言、善行」（Humata, Hukhta, Hvarshta）建立在宇宙秩序（Asha）與污染（Druj）的對立之上。 祆教認為「土、火、水、風」四大元素皆為神聖之物，死亡則是惡靈「納沙」（Nasu）入侵的結果。屍體一旦接觸大地、火或水，就會污染神聖的自然。因此，信徒不能火葬、不能土葬、不能水葬，而必須「曝屍」——即置於高塔之上，由禿鷹啄食。 曝屍塔（Dakhma，又稱「沉默之塔」）通常為圓形石造建築，中央為骨坑。遺體依性別與年齡放置於不同同心圓區。經禿鷹食盡後，骨骸風乾，日光曝曬，最後被掃入中央坑中與石灰層混合，自然分解。 這種葬法體現了祆教的「潔淨倫理」：身體回歸自然而不玷污自然。近代以來，由於城市化、禿鷹銳減與衛生法規，曝屍塔逐漸被取代，但帕西人（印度祆教徒）仍盡力維持此傳統，視之為對神聖秩序最後的順服。 三、火化與解脫：印度教與錫克教的「最後的祭禮」 印度教的葬禮稱為 Antyesti（最後的祭禮），其核心象徵是火。火神阿格尼（Agni）被視為將靈魂送回梵天（Brahman）的媒介。《梨俱吠陀》（Rig Veda）中有句古老禱請：噢火神，帶他前往祖先之處，讓他歸於永恆之光。 在火葬儀式中，遺體被置於柴堆上，長子繞行三圈後點燃火焰，象徵斷絕肉身羈絆。骨灰隨後撒入恆河或其他聖河，意味靈魂潔淨、歸入輪迴。瓦拉納西（Varanasi）的恆河岸邊長年煙霧繚繞，被視為通往解脫（Moksha）之門。 錫克教則繼承印度的火葬傳統，但儀式較為簡潔理性。火葬時誦讀《古魯·格蘭特·薩希卜》（Guru Granth Sahib），強調「靈魂歸真主（Wahegu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