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東正教的帝國陰影與自由的延宕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俄羅斯——東正教的帝國陰影與自由的延宕

一、從拜占庭的火焰到北方的十字

西元988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Vladimir the Great）在第聶伯河畔受洗，全國貴族與民眾被迫一同下河成為基督徒。這不是一次靈性的覺醒，而是一場政治的受洗——一個民族被納入拜占庭的精神秩序。自此，東正教與俄羅斯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

東正教的信仰以神秘與儀式為核心，教會不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而是權力的神聖化者。拜占庭（東羅馬帝國）在公元1492年被鄂圖曼突厥帝國大軍滅亡後，俄羅斯視自己為「第三羅馬」，自詡承繼真信仰的最後堡壘。這種「救贖的使命感」成為後世專制的神學根基——沙皇不僅是國王，更是受膏的牧人；背叛君主，等同背叛上帝。

二、伊凡雷帝（恐怖者伊凡）與宗教恐懼的體制化

16世紀，伊凡四世（Ivan IV, the Terrible）將教會完全納入皇權之下。他的「祕密警隊」（Oprichnina）以清洗異端與叛徒之名進行殘酷鎮壓，連修道院也難逃搜捕。自此，俄羅斯的宗教不再屬於人民的信仰，而成為王座的護符。

同時期的西歐正經歷宗教改革與人文主義，然而俄羅斯的信仰世界仍封閉。印刷術的傳入引起恐懼，閱讀《聖經》是少數神職與貴族的特權。信仰不是啟蒙的起點，而是服從的語言。

三、牧首尼康改革與「舊禮派」的悲劇

17世紀，莫斯科牧首尼康（Patriarch Nikon）推行禮儀改革，試圖將俄羅斯教會儀式與希臘本源對齊，卻激起強烈反彈。成千上萬的信徒——「舊禮派」（Old Believers）——拒絕接受新儀式，寧願被逐、被殺，也不願改變畫十字的方式。

1666年教會會議宣告舊禮派為異端，許多村落被焚、教士自焚殉教。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場因「宗教純粹」而導致的大規模自滅，也象徵信仰自由的萌芽被扼殺於搖籃。

四、彼得大帝：啟蒙的專制

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 r. 1682–1725）帶來了現代化與啟蒙語言，但他的改革同時徹底世俗化了教會。1721年，他廢除牧首制度，設立「神聖會議」（Holy Synod），由國家官員監管。東正教自此淪為國家機構的一部分，成為「神聖的部門」。

彼得的啟蒙，是為了國家而非個人。他開放教育、引進科學、修建聖彼得堡，但他不容異端或自由思想。俄羅斯的「現代性」因此帶有矛盾性：形式上擁抱理性，本質上仍是威權。宗教自由被視為對國家統一的威脅，而非人權的體現。

五、從羅曼諾夫（Romanov）王朝到革命：信仰的囚徒

18至19世紀的沙皇政權與教會關係密不可分。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以虔誠著稱，創立「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宣稱以基督信仰為歐洲秩序的根基；但他也維持對天主教與新教的嚴格管控，禁止猶太人遷居城市。

在農奴制的社會裡，神父往往是地主的代言人而非良心的守護者。東正教神學院不教授批判思想，只有順從與禮儀。當19世紀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傳入俄國，許多知識份子以文學對抗神權與帝權。托爾斯泰（Leo Tolstoy）最著名——他主張基督的愛與非暴力，但被教會革除教籍。他的遭遇揭示了俄羅斯宗教的本質：信仰可以救贖靈魂，卻不得觸碰制度。

六、蘇聯的無神論與地下教會

1917年革命後，列寧與他的布爾什維克黨視教會為封建遺毒。東正教被剝奪財產、神父被逮捕或槍決，教堂被改作倉庫、劇院或博物館。信仰自由被顛倒為「信仰的否定自由」。

然而信仰並未消失。地下教會、秘密洗禮、隱蔽的聖像——成為無聲的抵抗。許多被流放的修士在西伯利亞荒原上抄寫祈禱文，用雪覆蓋的十字標誌依然存在。

七、蘇聯解體後的宗教復歸與新專制

1991年蘇聯瓦解後，俄羅斯迎來短暫的宗教復甦。教堂重建，聖像重現，東正教重新成為民族身份的象徵。然隨著普丁（Vladimir Putin）政權鞏固，教會再度被吸納為政治工具。牧首基里爾（Patriarch Kirill）公開稱讚普丁是「神賜的領袖」，教會支持政府鎮壓異議、干涉文化政策。

今日俄羅斯法律表面保障宗教自由，但只承認「傳統宗教」——東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與佛教。新興教派如耶和華見證人被取締、傳教士被驅逐。信仰自由再次變成受國家恩准的權利。

八、結語：從順服到良心

俄羅斯的宗教自由史，不是從黑暗走向光明，而是在陰影中學會呼吸。它經歷了從教權到君權、從專制到無神、再從國家無神論回到政教合流的循環。

在這片幅員廣大的土地上，信仰從未真正屬於個人，而是帝國靈魂的延伸。真正的宗教自由——那種來自良心的自主——仍像西伯利亞冬夜中的微光，微弱卻不滅。

正如詩人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所寫：「人可以奪走我們的家園，卻奪不走我們的祈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