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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靈驗到靈性：台灣宗教信仰的現代轉向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從靈驗到靈性：台灣宗教信仰的現代轉向 花蓮佛祖街的災難讓許多人重新思考一個古老卻被忽視的問題：信仰的價值在於什麼？在台灣這個宗教多元、信仰熱烈的社會裡，「靈驗」往往被視為信仰的最高指標。然而，當社會面臨天災人禍、疾病橫行、經濟衰退、甚至價值崩解時，這種以靈驗為中心的信仰結構是否足以支撐人們走過苦難？抑或，我們正在走向一場從「靈驗」到「靈性」的深層轉向。 一、靈驗的文化：宗教的交易邏輯 台灣民間宗教的活力令人讚嘆。從北港媽祖到白沙屯進香，從關帝廟、土地公廟到各地的觀音、地藏信仰，無一不顯示台灣民眾與神明的親密互動。然而，這種親密往往建立在「互惠」基礎上——人敬神，神報恩；人祭祀，神庇佑。信仰是一場「社會交換」，以香油錢與誠心為貨幣，以健康與平安為報酬。 這種「靈驗文化」有其歷史根源。在農業社會中，人們生活受天候與命運左右，於是藉宗教尋求掌控不可掌控之事。信仰提供了心理穩定，也維持了社會秩序。民間宗教的功利性，並不等於低俗，而是一種深具社會功能的文化智慧——透過「禮」與「祭」，人們表達敬畏，也維繫共同體的倫理關係。 然而，當社會進入現代化與風險社會時，宗教的社會功能逐漸轉變。信仰不再僅是保平安的儀式，而是心靈安頓的需求；靈驗的神未必能應對心靈的焦慮，甚至可能因「不靈」而失去信任。此時，信仰若不能深化為靈性，便容易淪為消費。 二、宗教消費化與信仰碎片化 當代台灣宗教現象呈現一種「市場邏輯」：信眾像顧客，神明像品牌，廟宇競爭靈驗度與服務品質。許多信徒跨廟求籤、同時供奉多尊神明，正反映出這種「分散投資」式的信仰模式。宗教學者稱此為「靈力市場」（spiritual marketplace），信仰者在其中尋找最能解決問題的靈性商品。 這種宗教消費化的副作用是：信仰失去了內在的一致性與深度。人們不再思考「我為什麼信」，而只關心「哪位神最靈」。祭祀行為被簡化為功利操作，宗教倫理退位，宗教情感也淪為交易。久而久之，信仰不再提供存在意義的解答，只剩下短期安慰。 花蓮佛祖街的災難正揭示了這一危機：當「靈驗」崩塌，信仰是否還能存續？若信仰只是求利，那麼在災難中，它必然顯得脆弱；唯有當信仰轉化為「靈性」——也就是對生命苦難與人我關係的深層體悟——宗教才能超越功利，進入人類精神的核心領域。 三、靈性的覺醒：從求神到自省 靈性（spirituality）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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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神明失靈：從花蓮佛祖街災難看信仰的利益交換與東亞宗教的神義論缺席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當神明失靈：從花蓮佛祖街災難看信仰的利益交換與東亞宗教的神義論缺席 花蓮縣光復鄉的佛祖街，在馬太鞍溪氾濫掩塞後，成為這場自然災難中受創最嚴重的地區。當地民宅被沖毀、信徒世代奉祀的佛像神像漂流不知去向、廟宇損毀，許多人在瓦礫中尋找被泥沙埋沒的「佛祖」，企圖挽回一絲信仰的依託。對外人而言，這樣的景象帶著幾分諷刺——佛祖街反成災區焦點；但對在地居民而言，這卻是一場信仰與現實的正面衝突：當供奉的神明也不能保平安，人還該信嗎？ 一、信仰的利益交換結構 台灣的民間宗教普遍呈現佛、道、儒混融的格局。寺廟供奉觀音、關聖帝君、地藏王、媽祖、土地公並存，香客分不清其源流與神學體系，也無礙信仰生活。這種信仰模式的核心是「有求必應」——神明保佑健康、升遷、財運、考試順利與家庭平安。信徒向神明祈求的，不是救贖或終極真理，而是具體可驗的生活利益；相對地，神明的權威來自其「靈驗」程度。香火旺的廟宇，是「有靈」的象徵；香火冷清的廟，則是神明失靈的信號。 這樣的宗教關係，本質上是一種「契約式」的互惠。信徒以香油錢、供品、廟會、建廟奉獻維繫神明的尊嚴與能量；神明則回報以保佑與順境。若神明「不靈」，契約自然失效。新的災難、新的求願，往往伴隨著「新請來」的神明。於是，信仰的對象可被替換，而信仰本身的結構卻未變——這是一種以功利為核心的宗教實踐。 二、災難中的信仰重組 花蓮的災後景象，讓這種信仰邏輯暴露得淋漓盡致。當廟宇被毀，信徒失去的不僅是建築與神像，更是「靈驗秩序」的中心。有人懷疑「是不是神明不再庇佑這裡」，也有人提議「重新請神」、「換神」、「改運」，這些行動並非背叛信仰，而是延續了民間宗教的務實精神——神明若不保平安，就必須換一位會保的。 這樣的反應，在宗教社會學上是一種「信仰重組」（religious reconfiguration）。災難不會讓人完全失去信仰，但會促使他們重新分配信仰對象。不同於西方的「懷疑上帝」或「神義論問題」，東亞宗教的反應往往是「懷疑神靈的效能」。人們不追問「為什麼上天容許災難」，而是追問「哪位神明還能庇佑我」。神義論在此缺席，因為神與人之間從未存在一種不可挑戰的倫理契約。 三、西方的神義論與東方的神效論 在西方宗教傳統中，上帝是絕對的、唯一的、全知全能全善的存在。這使得每一場災難都構成嚴峻的信仰挑戰：若上帝全能，為何不阻止災難？若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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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保平安的神：從花蓮災難談台灣信仰的功利化與神義論的缺席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不保平安的神：從花蓮災難談台灣信仰的功利化與神義論的缺席 一、災難現場與信仰的尷尬 2025年花蓮縣光復鄉因馬太鞍溪掩塞湖溢流而釀成嚴重災難，暴雨與土石流衝垮村落，民宅盡毀，溪水改道，整片地貌被摧毀。其中受創最重的地點之一，竟名為「佛祖街」。這樣的巧合令人錯愕：信仰之地成為災難核心，佛祖未能庇佑信徒，平安成了最奢侈的願望。 在這樣的災禍現場，宗教往往陷入一種尷尬：人們在信仰中尋求慰藉與保障，但當現實的苦難降臨時，宗教象徵似乎反而成為諷刺。這不僅是天災的悲劇，也是一種信仰結構的揭露──當宗教信仰主要建立在「靈驗」、「保佑」與「利益交換」的基礎上時，災難往往揭穿那層脆弱的契約。 對於西方信徒而言，這樣的事件可能會引發深刻的「神義論」（theodicy）思考：若上帝是全能且全善的，祂怎能容許無辜者受難？ 但在台灣，類似的災難通常不會引出這樣的哲學疑問；反而可能出現「神明不靈」或「要換尊新神」的反應。這正反映出東西宗教在信仰結構上的深刻差異。 二、神義論：西方信仰的理性困境 神義論的思考源自希伯來聖經《約伯記》──一位義人無端受苦，上帝卻沈默不語。神學家如奧古斯丁、萊布尼茲，試圖解釋這個矛盾：若上帝全能、全知、全善，為何惡與苦難仍存在？這三者在理性上難以同時成立。 這個問題之所以成為西方思想的核心，是因為一神教的信仰架構本身充滿排他性與絕對性：只有一位神，祂是萬物的創造者，也是最終審判者。既然如此，所有存在的惡都與祂有關。信徒必須為上帝的沈默尋找合理化的答案。 因此，西方神義論是一場理性與信仰之間的辯證，是信仰者內心的誠實掙扎。而這種掙扎，在台灣的宗教情境中幾乎不存在。 三、台灣宗教的多神與功利結構 相較於一神教的全能論，台灣的宗教景觀是典型的「多神與分工」系統。媽祖管航海、關公主持正義、財神保財運、地藏王管冥界、觀音主慈悲。神明之間各司其職，互不干涉，也各有信徒。 這種多神信仰的特徵是功能性強、排他性弱。信徒的宗教忠誠度不高，但宗教參與度卻極高：人們可以同時拜媽祖、觀音、關公，甚至加上佛祖、耶穌、土地公。宗教信仰成為生活網絡的一部分，而非形上信條的抉擇。 更關鍵的是，這樣的信仰運作方式本質上是互惠式的功利關係： 「我捐香油錢、祭拜、進香──你保我平安、求財、升官、添丁。」 這是一種社會契約，不牽涉救贖觀，也無原罪與救恩的概念。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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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帝沈默（二）：信仰、迫害與《沈默》的神學意義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當上帝沈默（二）：信仰、迫害與《沈默》的神學意義 在這裡，主題從「天災中的沈默」轉向「人禍中的沈默」——特別是宗教迫害（教難）之中上帝的缺席感。這確實比天災更殘酷，因為迫害的施行者是人類本身，而上帝似乎依然沈默。 一、從天災到教難：更艱難的信仰試煉 天災往往被視為自然界的無情；而教難，即人類因信仰而遭受政府或社會的系統性迫害，則是有意識、有目的的殘酷。對信徒而言，這比地震或瘟疫更難承受。因為天災沒有主謀，而迫害有手、有眼、有劍──而上帝似乎什麼也沒做。 聖經中雖有信仰受迫的先例：但以理被丟入獅子坑，三個希伯來少年被丟入火窯，早期基督徒被羅馬帝國獅子撕裂。這些故事的結尾多半是「上帝拯救了他們」，信仰獲得勝利。然而，真實歷史卻多殘酷得多──無數人被燒死、被絞刑、被流放，而上帝並未伸手救援。 正如日本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在小說《沈默》（1966）中所提出的那個令人不安的質問：「上帝啊，你為什麼沈默？你在沉默中到底做了什麼？」 二、日本的教難：血的見證與信仰的崩塌 十六世紀末，日本在葡萄牙與西班牙傳教士的努力下，已有數十萬人皈依天主教。長崎一帶甚至形成堅強的信徒社群。然而，隨著德川幕府統一日本並推行鎖國政策，基督教被視為外來威脅。從 1612 年開始，幕府頒布禁教令，迫害延續兩百多年。 信徒被迫在十字架上受刑、被燒死、或被迫踩踏聖像（踏繪），以證明棄教。許多神父選擇殉道，但也有不少人因長期拷問、身心崩潰而背教。 遠藤周作正是從這一段歷史中，寫下《沈默》的故事：年輕的葡萄牙神父羅德里格斯遠渡日本，尋找失蹤的導師費雷拉，卻親眼見到信徒被逼迫至死。上帝沒有干預，也沒有奇蹟。最後，羅德里格斯也被迫踩踏聖像。 三、背教者的靈魂：信仰失守還是信仰轉化？ 《沈默》最令人震撼的地方，在於遠藤周作拒絕用殉道者的勝利來安慰讀者。他描寫的是信仰的崩塌、上帝的缺席、以及人心的破碎。當羅德里格斯在牢中聽見信徒受折磨的慘叫，他終於明白：「我的踩踏，不是因為我不再愛你（上帝），而是因為我愛你。」 這是一種極複雜的神學思考：他背教的行為，反而是為了讓別人不再受苦──他以自己的靈魂換取他人的生命。遠藤讓上帝在小說結尾「悄悄地」說出一句：「我一直在你身旁，雖然我沈默。」 這樣的信仰不是勝利的信仰，而是破碎的信仰。它承認人性會軟弱，信仰會動搖，但上帝仍在沈默中同行。 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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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如何改變歐洲的信仰地景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黑死病如何改變歐洲的信仰地景 十四世紀的歐洲，是信仰的時代。教會的鐘聲支配人們的生活節奏，彌撒、懺悔、贖罪與朝聖構成日常的精神風景。人相信上帝創造萬物、統治歷史、賞善罰惡。然而，當 1347 年黑死病（Bubonic Plague）橫掃歐洲時，這個以信仰為中心的世界忽然崩解。短短五年間，歐洲約三分之一人口死亡，整個社會陷入恐懼與混亂。這場大瘟疫不僅奪走了生命，更動搖了人心，也徹底改變了歐洲的宗教面貌。 一、恐懼中的信仰：黑死病的神學震撼 當瘟疫從熱那亞港口傳入西西里島，接著席捲義大利、法國與英格蘭時，人們最初以為這是「上帝的憤怒」。在當時的世界觀中，疾病與災難被理解為罪的懲罰。神父在講壇上宣稱：上帝因人類驕傲、貪婪與不潔而降災。各地湧現悔罪行列，人們赤足遊行、鞭笞自身，以血肉贖罪。 這些「鞭笞兄弟會」（Flagellants）在歐陸廣為流行，他們穿著粗布長袍，唱詩行進，邊行邊鞭打自己，認為以苦修能平息上帝的怒氣。然而，瘟疫並未因此止息。神職人員大量死亡，許多修道院因染病而空蕩。越虔誠的地方，死亡率反而越高。 信仰的震撼在於：人們一生敬畏上帝、遵守教規，卻無法換取庇護。祭壇前的祈禱變得蒼白，聖水與聖像失效，教會所保證的神聖秩序被病毒瓦解。上帝似乎不再回應。這正是歐洲人第一次大規模體驗到「上帝的沈默」。 二、教會威信的崩解 黑死病不僅是公共衛生災難，更是宗教權威的危機。當時的羅馬教廷駐於亞維儂（Avignon），被視為奢華與腐敗的象徵。面對瘟疫，教宗克勉六世（Clement VI）頒布赦罪詔書，宣稱凡虔誠懺悔者即得赦免，甚至可減免煉獄之刑。然而這些舉措無法阻止死亡，也使贖罪制度淪為嘲諷。 信徒看見神父逃離疫區、修士拒絕為病者祈禱、教會財庫充盈卻不施援手，信任感崩潰。人們開始懷疑，教會是否真為靈魂服務，抑或只是權力機構。瘟疫像放大鏡，照出教會的虛偽與人性的軟弱。 結果，許多平信徒轉向私人靈修與個人祈禱，強調「直接與上帝對話」，而非依賴神父的中介。這種個人化信仰萌芽，成為日後宗教改革的重要心理基礎。 三、仇恨的蔓延：替罪羊與社會崩壞 在恐懼與混亂中，人類本能地尋找罪魁。猶太人被指控投毒水井、施行巫術，引起歐洲多地的屠殺。這些暴行得到部分地方教會默許，反映出宗教權威無力遏止群眾的恐懼與仇恨。 同時，社會秩序解體。農奴逃離莊園、工匠行會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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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帝沈默：天災中的神義論再思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當上帝沈默：天災中的神義論再思 在天災的廢墟上，總會浮現一個古老的問題：上帝若是全能且慈愛的，為何仍容許無辜者受苦？ 這個問題貫穿猶太—基督教思想兩千多年，被稱為「神義論」（theodicy）──即「為上帝的公義辯護」。然而，每當大地震裂、海嘯吞噬、瘟疫蔓延時，所有理論似乎都在瞬間瓦解，因為眼前的死亡與痛苦過於真實，而上帝的沈默，又顯得過於深沉。 一、從里斯本地震到新冠疫情：神義論的現代危機 1755 年的葡萄牙里斯本大地震，被視為現代神義論的分水嶺。那一年，天主教世界正值諸聖節，數以萬計的信徒湧入教堂彌撒；大地震突如其來，接著海嘯與火災席捲全城，死亡數萬。目擊者描述，在聖堂裡禱告的人反而死得最慘。這一場災難動搖了整個歐洲的信仰根基——若上帝是仁慈的，怎會讓敬拜祂的人在祂的殿裡毀滅？ 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因此寫下《里斯本地震詩》，諷刺萊布尼茲的「最佳世界論」——那個相信「上帝創造的世界必然是最好的世界」的樂觀主張。伏爾泰質問：若這就是最好的世界，那最壞的又該是什麼樣子？他的筆下，理性與信仰開始分離，天災不再被視為「神的懲罰」，而是自然現象；神義論從此陷入現代的危機。 進入二十一世紀，新冠肺炎的全球蔓延再度使神義論失語。病毒沒有意識，卻造成數千萬人死亡。它不問善惡，也不顧信仰。面對這種無差別的苦難，宗教界再難以用「天譴」或「罪罰」作解釋。上帝似乎不再主導災難的節奏，而是退居沈默，讓人類在科學、政治與醫療的戰場上自力救濟。 二、古老的辯證：全能、慈愛與惡的共存 神義論的核心悖論在於三個命題的衝突： 1. 上帝是全能的； 2. 上帝是慈愛的； 3. 世界上存在邪惡與苦難。 若上帝全能卻不阻止苦難，祂就不慈愛；若祂慈愛卻無法阻止苦難，祂就不全能。古代神學家奧古斯丁試圖解釋，說邪惡並非實體，而是「善的缺乏」（privatio boni）。世界本是美好的，只因人遠離上帝，善的圓滿被掏空，才產生惡的現象。這理論雖在道德層面合理，卻難以應對天災——因為地震、瘟疫並非人的道德選擇所導致。 中世紀以來，另一些思想家提出「自由意志辯護」（free will defense）。他們認為，上帝賦予人自由，人濫用自由造成苦難，這是代價。然而天災仍然超出這個範圍：病毒不因人自由而產生；海嘯也非人的選擇。於是神義論的焦點逐漸從「罪」移向「受苦的意義」——既然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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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時代的信仰危機：從約伯到新冠疫情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瘟疫時代的信仰危機：從約伯到新冠疫情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瘟疫始終是最深沉也最具挑戰性的試煉之一。從十四世紀的「黑死病」（腺鼠疫）到二十一世紀的新冠肺炎（COVID-19），這些無形的病原體如同一面鏡子，照見人類社會的脆弱、恐懼與信仰的邊界。當醫療體系瀕臨崩潰、城市封鎖、經濟停頓、家庭破碎時，人不禁要問：這一切若在上帝的掌權之下，祂為何沈默？祂為何允許義人與惡人一同受難？ 一、瘟疫的歷史場景：從黑死病到新冠肺炎 十四世紀中葉，黑死病橫掃歐洲，短短五年間奪走了約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街道上滿是無主的屍體，修道院的僧侶死於照顧病人的任務，神職人員的死亡率甚至高於一般民眾。當時的教會對此的解釋，主要是「天譴神學」──人類因罪惡敗壞，上帝以瘟疫懲罰世人。許多神父在講壇上呼籲悔改，組成「鞭笞兄弟會」（Flagellants），以自我鞭打作為贖罪方式；同時也出現對猶太人、異端的迫害，視他們為上帝懲罰的導火線。 然而，這種「罪罰神學」雖一時能安撫恐懼，卻無法長久說服人心。因為人們看見——最虔誠的修女、最仁慈的醫者、最誠信的商人，同樣病死於街頭；而許多放蕩者、貪婪者卻苟延殘喘。若上帝真以行為衡量賞罰，這樣的世界顯然不合邏輯。 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新冠疫情，這種古老的「因果報應論」幾乎完全失效。病毒不分國籍、不問宗教，不論是信徒還是無神論者、富人或貧民、醫者或牧者，都可能被感染。各宗教團體雖為病者祈禱，但也不得不關閉禮拜堂、改為線上聚會。疫情揭開了信仰的尷尬處境：宗教再怎麼虔誠，仍無法阻擋病毒的傳播。 二、無差別受苦與神義論的崩解 面對瘟疫這種「無差別苦難」，最核心的神學問題便是：上帝若是公義與慈愛的，為何義人也受苦？ 這個問題在《約伯記》中被推向極致。 約伯是一位「敬畏上帝、遠離惡事」的人（約伯記 1:1）。他既無惡行，也無不敬，卻在一連串災難中失去所有的財產、僕婢、子女與健康。朋友們前來安慰他，卻以傳統的「報應論」指責他一定有隱藏的罪。這正是黑死病時代神職人員的口吻：你若受苦，一定是上帝的懲罰。然而約伯不服，他堅稱自己無辜，並質問上帝為何容許義人受苦。 《約伯記》的震撼在於，它拒絕了「苦難＝懲罰」的簡化神學。上帝最終並未給出理由，只在暴風中顯現，反問約伯：「我立地根基的時候，你在哪裡？」（約伯記 38:4）──這不是冷漠的回答，而是讓人意識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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