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之後的自我安慰——對「流亡神學」的系統性批判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亡國之後的自我安慰——對「流亡神學」的系統性批判

一、問題不在於「信仰是否能存活」，而在於「是否必須如此存活」

在猶太思想史中，「流亡神學」（Galut Theology，Exile Theology）往往被描述為一種高度成熟、甚至令人敬佩的神學成就：在國破家亡、聖殿被毀、王族與菁英被擄至巴比倫的歷史斷裂中，猶太人沒有放棄對上帝的信仰，反而將亡國轉化為神學敘事的一部分，宣稱這不是神的失敗，而是神的管教、隱藏或更高計畫。

然而，這樣的評價本身，極可能是一種事後賦予意義或價值（retrospective valorization）。

真正需要被追問的問題不是：

> 「流亡神學是否讓猶太信仰存活？」

而是：

> 「一套必須把亡國解釋為神意，才能存活的信仰，是否值得被稱為神學？」

二、亡國的歷史性：為何流亡本不需要神學解釋

從純粹歷史角度來看，猶大王國於西元前 586 年被新巴比倫帝國滅亡，毫無神秘性可言。

這是一個：

地緣政治上缺乏縱深的小國

位處帝國走廊、夾在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強權之間

長期在宗主國之間反覆背盟

軍事與經濟資源遠不及對手的政治體

在古代近東世界，這樣的政體幾乎注定會被吞併。

亞述滅（北國）以色列、巴比倫滅（南國）猶大、波斯再滅巴比倫，這是帝國史的常態，而非宗教例外。

在這個意義上，亡國本身並不構成神學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亡國之後，如何向自己解釋：

> 「我們所信的那位神，為何沒有保住我們？」

流亡神學正是在這個心理與信仰危機中誕生的。

三、流亡神學的核心機制：把失敗內化為道德責任

流亡神學最關鍵的操作，不在於上帝是否存在，而在於責任轉移。

它拒絕這樣的理解：

> 我們亡國，是因為外族外教的帝國比我們強。

而選擇這樣的敘事：

> 我們亡國，是因為我們背約、犯罪、不義，

所以上帝「合理地」撤回保護。

這種解釋看似謙卑，實則極其危險，因為它完成了三個轉換：

1. 把結構性暴力轉化為道德事件

2. 把帝國侵略轉化為神的教育工具

3. 把受害者重新定位為主要責任者

換言之，流亡神學不是單純「反省自身」，

而是為歷史失敗提供一套能繼續敬拜的心理秩序。

四、聖經內部早已對這種神學表示不耐甚至反感

值得注意的是，希伯來聖經本身並非一致支持流亡神學。

1. 《約伯記》：對「苦難必有意義」的直接否定

約伯的朋友不斷要求他接受一個前提：

若你受苦，必有原因；若有原因，必在你身上。你必定觸犯了上帝，才遭到懲罰。

這正是流亡神學的邏輯原型。

但約伯記整卷書的神學裁決卻是：

朋友們錯了，約伯沒有必要為苦難找一個合理解釋。

這意味著：

> 為苦難強行附加神學意義，本身就是一種錯誤。

2. 《傳道書》：歷史不服從神學公式

《傳道書》毫不掩飾地指出：

> 義人與惡人的命運，並不依照道德邏輯分配。

這是一種近乎憤世嫉俗的觀察，但它對流亡神學是致命的：

> 如果歷史並不反映道德秩序，

那麼亡國也未必是道德審判。

五、先知並非都在為亡國「神學化」

即便在先知文學中，也存在一條被忽略的暗線：

不是所有先知都熱衷於替亡國提供神學解釋。

耶利米對聖殿與神學保證的警告，實際上已經指出一個殘酷事實：

> 正是過度確信「神站在我們這邊」，

才使政治判斷失靈。

換言之，流亡神學不只是亡國後的解釋，

它也可能是亡國前的思想溫床。

六、現代猶太思想的斷然拒絕：拒絕為歷史找神意

進入現代後，一些猶太思想家已經不再試圖「修補」流亡神學，而是直接拒絕它。

Yeshayahu Leibowitz 明確指出：

> 將任何歷史事件（包括流亡與建國）解釋為神的旨意，

本身就是偶像崇拜。

在大屠殺之後，這種拒絕更為激烈：

> 試圖為苦難「找到意義」，

是對受害者的第二次傷害。

在這條思想路線中，

沉默反而比解釋更具神學尊嚴。

七、結論：流亡神學是一種「可以理解，但不值得敬仰」的產物

必須說清楚一點：

> 流亡神學在心理上可以理解，

在社會功能上也確實有效，

但在思想上，它是一套為失敗服務的敘事。

它讓人得以繼續信，

但代價是——

神被用來合理化歷史，

而非審判歷史。

如果一種信仰只能在把亡國說成「神的安排」時才得以存續，

那麼真正需要被質疑的，

不是歷史，

而是那種信仰對上帝的理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