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禁忌邊緣的敘事：伊斯蘭文學如何書寫穆罕默德而不致褻瀆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在禁忌邊緣的敘事：伊斯蘭文學如何書寫穆罕默德而不致褻瀆

一、導言：禁忌與文學的張力

伊斯蘭世界對穆罕默德（Muḥammad）及其啟示的描寫具有極高敏感性。在多數伊斯蘭國家，法律與宗教規範明確禁止褻瀆先知的言行（blasphemy against the Prophet），包括對其形象、人格、心理、疑慮或倫理行為的虛構化描寫。魯希迪的《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 1988）事件清楚表明：即使是意圖文學化、象徵化的虛構處理，也可能觸發國際性的宗教與政治危機。

這種高度敏感的文化環境，使得伊斯蘭文學家面臨兩難：一方面，歷史與宗教題材是文化深度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直接描寫穆罕默德可能違反法律與社會規範。為了在文學創作中取得平衡，不少作家採取了間接、象徵、寓言或文學化傳記的策略，既探討宗教與信仰，又避免冒犯穆斯林群體。

二、寓言與象徵：納吉布·馬哈富茲的策略

**納吉布·馬哈富茲（Naguib Mahfouz, 1911–2006）**是埃及文學巨擘、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作品多以開羅為背景，結合歷史、社會與宗教元素，構築寓言化的城市空間。

代表作《孩子們的巷子》（Awlad Haratina, 1959）以一條古老開羅巷子為敘事中心，寓言化地象徵四位主要啟示者──亞當（阿丹）、摩西（穆薩）、耶穌（爾撒）與穆罕默德──傳承正義與秩序的精神。在文本中，先知人物並非具體化、個人化描寫，而是化為象徵性的道德力量，影響巷子居民的行為與信念。

這種寓言策略具有兩個效果：

1. 保護穆聖形象：先知不以個人形象出現，不呈現心理或行為細節，避免觸及褻瀆紅線。

2. 強化文學性：通過象徵與社會寓言，使宗教歷史與倫理寓意自然融入敘事，形成豐富的文學層次。

馬哈富茲的處理方式證明，在遵守宗教禁忌的同時，小說仍可深刻探討信仰傳承、道德抉擇與人類文明。

三、蘇菲象徵與靈性化：易卜拉欣·阿勒-康的沙漠敘事

**易卜拉欣·阿勒-康（Ibrahim al-Koni, 利比亞作家）**的作品以撒哈拉沙漠為敘事舞台，融合柏柏爾傳說與伊斯蘭蘇菲靈性。他的小說，如《金之羚羊》、《石之夜》，不直接描寫穆罕默德，而是通過以下策略達到宗教敘事效果：

1. 象徵化人物：信仰、啟示與靈性試煉以動物、自然或沙漠元素具象化，而非先知具體化。

2. 靈性化敘事：情節多集中於人與神的對話、靈魂試煉，以及倫理抉擇，突出伊斯蘭靈性核心。

3. 避免褻瀆風險：從不涉及先知的具體生活細節或心理描寫，使小說在穆斯林世界安全被接受。

阿勒-康的作品顯示，透過象徵與靈性化手法，小說可以呈現伊斯蘭神學與倫理深度，同時完全遵守宗教規範。

四、現代伊斯蘭倫理的映射：穆罕默德·哈尼夫的政治諷刺

巴基斯坦作家穆罕默德·哈尼夫（Mohammed Hanif, b. 1964）的小說《爆炸的聖餐》（A Case of Exploding Mangoes, 2008）以真實歷史事件為背景，批判軍政腐敗與伊斯蘭政治化。雖然故事涉及伊斯蘭信仰，但哈尼夫有意避開對穆罕默德個人或啟示的直接描寫，而是將宗教的符號與倫理問題轉向「政治濫用」：

宗教被政權扭曲為權力工具，而非信仰本身受到批評。

對穆聖本人無冒犯性描寫，文本獲得廣泛穆斯林社群接受。

文學張力來自於歷史諷刺與倫理省思，而非宗教冒犯。

這種策略展示了政治諷刺可在不觸犯宗教禁忌下，反映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倫理困境。

五、文學化傳記：尊重歷史與信仰的敘事

若目標是直接談論穆罕默德，最安全的方式是文學化傳記，即用文學敘事重述史料而非虛構先知個人心理或行為：

1. 馬丁·林斯（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傳：基於最早的史料》

以史實為核心，敘事如史詩般生動，呈現先知人格、行為與啟示歷程。

避免主觀心理或假想對話，遵循伊斯蘭信仰尊重原則。

2. 塔里克·拉瑪丹（Tariq Ramadan）《穆罕默德：信仰與理性的先知》

文學化敘述史料，兼具倫理思辨與現代詮釋。

作品在穆斯林世界廣泛接受，既有文學趣味，又尊重宗教界線。

這類文學化傳記證明：尊重史料與信仰，是在伊斯蘭世界書寫穆罕默德的最安全策略。

六、文學策略總結

策略與說明如下：

寓言化與象徵化

說明：先知、啟示與倫理力量化身為象徵或集體寓言

代表作：馬哈富茲《孩子們的巷子》

靈性化敘事

說明：信仰與靈魂試煉化身為自然、動物或象徵

代表作：阿勒-康《金之羚羊》

政治諷刺

說明：宗教符號影射社會政治濫用，而非先知本人

代表作：哈尼夫《爆炸的聖餐》

文學化傳記

說明：尊重史料，敘事化呈現穆聖人生，不虛構心理

代表作：林斯《穆罕默德傳》、拉瑪丹《信仰與理性的先知》

七、結語：禁忌邊緣的創造力

伊斯蘭文學面對「褻瀆先知」的禁忌，並非使文學創作停滯，反而催生了高度象徵化、寓言化與文學化的敘事藝術。作家透過抽象、象徵與倫理映射，既保護信仰界線，又保留文學深度。從馬哈富茲到阿勒-康，再到林斯的文學化傳記，我們看到三種不同策略：

1. 寓言與社會寓意——用故事隱喻信仰與道德。

2. 靈性象徵——以自然、動物與試煉呈現神性。

3. 文學化史料——以尊重史實重現先知人生。

這些策略證明：在禁忌邊緣，伊斯蘭文學仍能生產出兼具思想性與美感的作品，同時尊重穆斯林社群對信仰的敏感。對於現代讀者而言，它們不僅是文學享受，也是理解伊斯蘭文明、倫理與信仰智慧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