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荷蘭到美洲：宗教自由理念的跨洋傳播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從荷蘭到美洲：宗教自由理念的跨洋傳播——清教徒、啟蒙思想與美國信仰自由的誕生

一、前言：從避難港到新世界

十七世紀初的荷蘭聯省共和國，是歐洲宗教與思想的「中繼站」——無數因信仰受迫的少數群體在此尋得喘息之地。然對某些群體而言，荷蘭的「寬容」仍不足以實現他們心中的宗教理想。這些人之中，最著名的莫過於英格蘭的清教徒（Puritans）。

他們在阿姆斯特丹與萊登避居十多年後，於 1620 年乘「五月花號」（Mayflower）橫渡大西洋，在北美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Plymouth Colony）。這次遷徙象徵著一場文明的轉移：宗教自由理念，從荷蘭的務實寬容，跨越海洋，轉化為美洲的神聖使命。

然而，宗教自由的實現並非一帆風順。荷蘭的寬容是「政治妥協的產物」，而美國的宗教自由則經歷了由清教壟斷、異端受迫，再到憲法保障的曲折歷程。這篇文章將探討：荷蘭的宗教寬容如何啟發美洲的信仰自由，並如何在啟蒙時代的思想與政治實踐中，成為現代人權的核心。

二、英格蘭清教徒的流亡與荷蘭經驗

清教徒起源於英格蘭宗教改革的延續。他們主張進一步「淨化」聖公會，反對主教制與國王的宗教干預。詹姆斯一世與查理一世先後以國家權力維護聖公會正統，導致部分清教徒被監禁、驅逐。

1608 年，一批由牧師約翰·羅賓森（John Robinson）領導的清教徒逃往荷蘭萊登（Leiden），在那裡生活十餘年。他們在萊登大學附近建立社群，經營印刷、織布與貿易，與當地社會和平共處。荷蘭政府允許他們在私人住宅舉行禮拜，未予干涉。

然而，這段「寬容的歲月」也讓清教徒感受到現實的矛盾：

他們感激荷蘭的自由，但認為荷蘭社會過於世俗、商業氣息濃厚；

他們可以自由崇拜，卻難以建立「純粹的神權社群」；

他們的子女逐漸荷蘭化，使家長憂心信仰的純正。

因此，他們決定離開這個相對自由卻道德鬆弛的國度，前往新世界，建立一個「由聖徒治理的國度」。這是一場矛盾的旅程：逃離迫害以追求自由，卻同時懷抱建立「正統共同體」的願望。

三、普利茅斯殖民地與「自由的兩難」

1620 年十一月，五月花號抵達北美後，乘客簽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公約》（Mayflower Compact）。這份簡短文件開啟了美洲自治與社會契約的傳統，其核心是：「為了共同利益而立法」。但在宗教層面，普利茅斯社群卻並非人人平等——只有信仰「正確」的清教徒才享有完全公民權。

這正是宗教自由的第一個悖論：

> 被迫害者一旦取得權力，往往也會迫害他人。

在馬薩諸塞灣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異議牧師如**羅傑·威廉斯（Roger Williams）與安妮·哈金森（Anne Hutchinson）**相繼被放逐。威廉斯主張「良心自由」與「政教分離」，後來建立了羅德島（Rhode Island），成為美洲第一個真正實行宗教寬容的殖民地。

他在著作《血腥迫害的罪惡》（The Bloudy Tenent of Persecution, for Cause of Conscience, Discussed in a Conference between Truth and Peace, 1644）中指出：

> 「強迫信仰乃是對信仰的褻瀆。國家若掌控宗教，則上帝的國度必被世俗所污。」

威廉斯的思想明顯受到荷蘭影響。他曾在荷蘭流亡時期接觸再洗禮派與門諾派（Mennonites），這些群體的非暴力與良心自由觀念，直接啟發了他對宗教自由的理解。

四、荷蘭模式的北美再現

在十七世紀的北美殖民地中，羅德島與賓夕法尼亞是宗教自由的典範，皆承襲了荷蘭的多元寬容精神。

1. 羅德島（Rhode Island）

羅傑·威廉斯建立的殖民地採取徹底的政教分離政策。政府不干涉個人信仰，任何宗教團體皆可自由聚會。威廉斯稱此地為「良心的庇護所（Haven for Conscience）」，其憲章由英王查理二世批准，是西方史上最早正式保障宗教自由的政治文件之一。

2. 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

由貴格會信徒**威廉·潘恩（William Penn）**於 1681 年創建。潘恩深受荷蘭與孟諾派影響，主張非暴力、和平與信仰自主。他在《賓夕法尼亞基本法》（Frame of Government of Pennsylvania, 1682）中宣示：「一切良心自由之人，皆應在法律之前平等。」這裡接納了貴格會、路德派、長老會、猶太人與天主教徒，成為多元信仰共存的模範。

這些殖民地實際上延續了荷蘭「地方自治＋宗教共存」的制度精神。正如荷蘭的各省彼此容忍不同信仰，美洲各殖民地也在差異中求共處，最終為「宗教自由」奠定憲政基礎。

五、啟蒙運動與信仰自由的理論化

十八世紀的歐洲進入啟蒙時代。洛克（John Locke）於 1689 年出版《論宗教寬容書簡》（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主張國家不得干涉個人信仰。值得注意的是，洛克的這部作品即在荷蘭出版，因為英國當時仍有出版審查。

洛克的論點深受荷蘭經驗啟發：

宗教自由不是放縱，而是維持社會和平的手段；

強迫信仰不會產生虔誠，只會製造虛偽；

國家的權力限於外在行為，不及於良心。

洛克的思想透過美洲的教育與出版網絡廣為流傳，影響了北美殖民者對政教關係的想像。十八世紀中葉，賓夕法尼亞與弗吉尼亞出現「自然權利」與「良心自由」的廣泛討論。這些概念在美國獨立戰爭前後逐漸制度化。

六、美國革命與宗教自由的成文保障

美國獨立（1776）後，如何處理宗教問題成為憲政的核心議題之一。開國元勳們吸取了歐洲宗教戰爭與荷蘭寬容的經驗，堅信宗教自由是新共和國免於暴政的前提。

**托馬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 1777 年起草《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Virginia Statute for Religious Freedom），明確規定：

> 「任何人不得因宗教意見而被強迫、約束或懲罰；信仰與敬拜應為人之自然權利。」

該法案於 1786 年正式通過，成為美國宗教自由的里程碑。隨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1791）進一步規定：

> 「國會不得制定任何關於建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行使的法律。」

這條簡潔的條文奠定了**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的原則，其精神可追溯至荷蘭的「務實寬容」與啟蒙時代的理性自由。

傑佛遜本人對荷蘭思想相當熟悉，他讚賞斯賓諾莎與洛克的哲學，認為宗教若要存活，必須依賴理性而非強制。美國的宗教自由並非無神論的結果，而是一種信仰理性化、政治中立化的成果。

七、從歐洲的「務實」到美洲的「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荷蘭的宗教寬容多出於「務實考量」——維持秩序、促進商業、避免衝突。而美國的宗教自由則逐漸升格為「原則性信條」，被視為人類天賦權利的一部分。這種轉變具有三重意義：

1. 從經驗到理念：荷蘭證明寬容可行，美國將其哲學化與法制化；

2. 從地方到普世：荷蘭的寬容限於本國利益，美國則以「天賦人權」宣言化，影響後來的法國《人權宣言》（1789）；

3. 從政治策略到道德信念：美國革命者將宗教自由視為正義的一環，而非僅僅是妥協的手段。

然而，美國的實踐仍非完美——對天主教徒、猶太人甚至無神論者的偏見仍長期存在。宗教自由的理想，需要不斷透過法律與文化辯論來維護。

八、影響與回饋：自由理念的全球擴散

十九世紀以降，美國的宗教自由模式反過來影響歐洲各國。法國的「世俗化」（laïcité）雖更為激進，但其思想基礎同樣可追溯至荷蘭與美國的經驗。普魯士、英國與斯堪地那維亞地區的宗教改革，也在不同程度上吸納了這一理念。

更重要的是，宗教自由逐漸被納入普世人權體系。1948 年《世界人權宣言》第 18 條明定：

> 「人人有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之權利。」

這條條款的歷史淵源，橫跨三個階段：

1. 荷蘭的務實寬容（16–17 世紀）；

2. 啟蒙思想的理性論證（17–18 世紀）；

3. 美國憲政的制度化（18 世紀末）。

因此，荷蘭不僅是歐洲宗教避難的終點，更是世界宗教自由思想的起點。

九、結語：自由的傳承與永恆的試煉

宗教自由的歷史並非直線上升，而是穿越血腥、流亡與妥協的曲折軌跡。從阿姆斯特丹的秘密聚會所，到普利茅斯的寒風荒原，再到費城的憲法會議，信仰自由的理念經歷了由「被容忍」到「被承認」的演化。

荷蘭教會出於現實容忍異端，美國憲法則出於信念保障多元——兩者共同構成現代文明的一條主線：宗教不再是權力的工具，而是個人良心的領域。

當今世界仍有許多地區因宗教而戰、以信仰為名壓迫他人。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或可重新理解荷蘭與美國的啟示：真正的自由，不在於擁有同樣的信仰，而在於尊重他人選擇不同信仰的權利。

宗教自由的故事，仍在繼續——它是一場永恆的文明試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