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歐洲宗教衝突的避難所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在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歐洲宗教戰爭時期——從法國的胡格諾派（Huguenots）、英格蘭的清教徒（Puritans）、德意志的再洗禮派（Anabaptists）、乃至猶太人——許多宗教少數群體最終都選擇逃往荷蘭（當時的尼德蘭七省聯省共和國，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這並非偶然，而是由一系列宗教、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條件共同促成的結果。以下分幾個層次說明：

一、宗教自由的實驗場：加爾文主義的「寬容化」

荷蘭最初並非天生自由，而是因爭取自由而自由。十六世紀尼德蘭反抗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八十年戰爭，1568–1648），其核心即是反抗宗教壓迫。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為了維護天主教正統，在尼德蘭實行異端審判與殘酷鎮壓，逼迫許多加爾文派信徒流亡。

然而，正是這場抗爭，使荷蘭人把宗教自由視為民族獨立的象徵。荷蘭的主流教會是加爾文派改革宗（Calvinist Reformed Church），但在實際治理上卻出現一種「務實的寬容（pragmatic tolerance）」——官方信仰一方面確立，但並不強迫個人皈依。這在當時的歐洲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荷蘭的「寬容」不是理論上的自由主義，而是出於社會現實的折衷：貿易城市中有太多外來人口、不同教派的工匠與商人，若要強制宗教統一，勢必破壞經濟。於是政府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不公開傳教、保持社會秩序，就默許各派信仰。這種「隱性寬容」（covert tolerance）成為後來歐洲宗教避難者的希望所在。

二、商業共和國的開放性與實用主義

荷蘭在十七世紀崛起為海上貿易強國（所謂「黃金時代」），首都阿姆斯特丹成為歐洲的金融與文化中心。商業社會的邏輯重視契約、信譽與貿易，而非宗派歧見。商人階級深知：宗教迫害只會驅走人才與資金。

因此，當法國的胡格諾派在 1685 年《南特敕令》被廢後（即《楓丹白露敕令》），大量逃亡者湧入荷蘭。他們帶來手工業技術、資本與國際網絡，使荷蘭更繁榮，進一步強化了「寬容帶來利益」的觀念。

阿姆斯特丹、鹿特丹與萊登等城市幾乎成了「宗教流亡者的聯合國」：英格蘭清教徒在此避難（後來部分乘五月花號前往北美），猶太人從伊比利亞半島逃來建立社群，再洗禮派與門諾派（Mennonites）亦能公開聚會。荷蘭社會由此形成一種非官方的宗教多元制度——不同信仰群體各有禮拜所、學校與自治組織，彼此相安。

三、思想自由與出版自由的擴散

荷蘭的寬容也孕育了思想自由與出版自由。由於天主教、西班牙與法國的審查制度嚴密，許多歐洲思想家將作品送往荷蘭印刷出版。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洛克（John Locke）、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貝葉（Pierre Bayle）都曾在此撰寫或出版重要著作。

在歐洲的宗教與思想鬥爭中，荷蘭扮演了「思想避難所」的角色。這種出版自由並非基於抽象人權觀，而是實際的商業制度——印刷商為了利潤，願意出版各種思想作品，只要不直接攻擊政府。結果是：宗教避難與思想避難互相促進，使荷蘭成為現代宗教自由理念的搖籃之一。

四、政治制度的多中心性

荷蘭不是集權國家，而是由多個省分組成的聯省共和國。各省、各城市自治程度極高，宗教政策也不盡相同。海牙與烏特勒支較為保守，阿姆斯特丹與萊登則極度寬容。這種「地方自治」使不同宗教群體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生存的城市，而非被整個國家排斥。

相對之下，法國、英格蘭與西班牙都在建構中央集權與宗教一致性——結果是迫害與流亡；荷蘭的分權體制，反而為宗教多樣性提供了空間。

五、社會文化的「實利理性」：和平高於正統

荷蘭文化深受加爾文主義節制精神與商業理性影響。社會普遍重視秩序、勤勞與和平，對神學爭論興趣不大。即使在教會內部，也傾向以妥協或沉默處理神學分歧。

這種實用主義心態，讓「信仰的自由」不是出於浪漫理想，而是出於社會共存的必要。正因如此，宗教難民發現：在荷蘭，他們雖不能公開傳教，但至少能「不被打擾地敬拜」。

六、結語：從避難港到自由理念的起點

歐洲近代的宗教避難史，是自由思想興起的前奏。荷蘭並非天堂，也曾排擠天主教與極端異端，但相對於焚書、火刑與戰爭頻仍的歐陸，這裡的確提供了一種「寬容的可能」。

後來英格蘭、北美殖民地（尤其是羅德島、賓夕法尼亞）都從荷蘭模式中學習：宗教自由不必建立在信仰一致之上，而可以建立在和平共存的社會契約之上。

因此，當歐洲被宗教狂熱撕裂時，荷蘭之所以成為避難港，不僅是地理或政治的偶然，更是文明自我反省的結果——在商業與信仰之間，它選擇了讓理性與寬容成為新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