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宗教寬容的形成與影響——從八十年戰爭到現代宗教自由理念的誕生

 【丁連財的神學與宗教研究論述】荷蘭宗教寬容的形成與影響——從八十年戰爭到現代宗教自由理念的誕生

一、前言：歐洲宗教戰爭中的例外之地

在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歐洲，宗教與政治的糾纏導致了無數流血衝突。英格蘭內戰、德意志的三十年戰爭、法國的胡格諾派大屠殺——整個基督教世界幾乎都陷於正統與異端的惡性對抗之中。然而，在這個血腥時代，卻有一個小國成為宗教難民的避風港——尼德蘭（荷蘭）聯省共和國（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這個以商業共和與加爾文主義為基礎的新興國家，不但在政治上成功脫離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專制，也在宗教與思想上開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寬容傳統。它不完全是出於理想主義，而是由政治現實、商業利益與文化理性所共同孕育的產物。荷蘭的宗教寬容，既是歷史的偶然，也是現代自由理念的重要起點。

二、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壓迫與反抗

十六世紀中葉，尼德蘭（低地國，Low Countries）是西班牙王室的領地，當時由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27–1598）統治。他堅決奉行天主教正統與宗教一致政策，並派遣異端審判官清除宗教改革的勢力。

然而，尼德蘭地區的社會結構與西班牙截然不同。它擁有繁榮的城市、發達的印刷業與商業階層，人民受教育程度高，思想活躍。當馬丁·路德與約翰·加爾文的著作傳入後，許多民眾被改革宗教義吸引。西班牙的嚴厲鎮壓反而激起反抗——1566 年爆發「破壞聖像運動」（Beeldenstorm），群眾衝入教堂摧毀聖像，象徵對教權與偶像崇拜的拒絕。

菲利普二世遂派遣阿爾瓦公爵（Duke of Alva）率軍鎮壓，設立「血腥委員會」（Council of Blood），大規模處決新教徒與反叛者。這場恐怖統治反而促使各省團結起來，在奧蘭治親王威廉一世（William of Orange, 1533–1584）的領導下，展開長達八十年的獨立戰爭。

這場戰爭不僅是民族獨立的鬥爭，也是一場爭取信仰自主與良心自由的抗爭。荷蘭人逐漸將宗教自由與政治自由視為同義詞：要脫離暴君，就必須擁有選擇信仰的權利。

三、共和國的誕生與「務實的寬容」

1579 年，七個北方省分簽署《烏特勒支同盟》（Union of Utrecht），正式建立「尼德蘭聯省共和國」。該文件雖以加爾文主義為官方宗教，但同時規定不得因信仰而迫害臣民——這是歐洲最早的宗教寬容條款之一。

然而，這種寬容並非基於抽象的自由理念，而是出於現實考量。新成立的共和國由多個城市與省分組成，宗教構成極其多元：有加爾文派、路德派、天主教徒、再洗禮派、猶太人與各類人文主義者。若強行統一信仰，勢必導致內亂。於是政府採取「默許原則」（principle of connivance）——即不公開支持異端，但只要他們不干擾秩序，就默許其存在。

這就是荷蘭式寬容的核心：法律上偏袒主流宗教，社會上容忍多元信仰。天主教徒雖被排除於公職之外，卻能私下聚會；猶太人被禁止傳教，卻可建立會堂與學校。這種「沉默的寬容」（silent tolerance）為後世自由國家的宗教政策提供了範本。

四、商業共和與思想自由的共生

荷蘭的宗教寬容與其商業體制密不可分。十七世紀的荷蘭成為海上霸主，擁有龐大的殖民貿易網絡。商業社會講求契約與信譽，對宗教熱情與教義爭論興趣不大。對企業家而言，和平與穩定比神學純正更重要。

這種務實的商業理性，造就了社會文化上的開放氣氛。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的倉庫」（warehouse of the world），同時也是歐洲的避難港。來自法國的胡格諾派、英格蘭的清教徒、西班牙的猶太人、德意志的再洗禮派紛紛定居於此。他們帶來資本、技術與國際網絡，使荷蘭經濟更加繁榮，反過來又強化了寬容政策的正當性——寬容帶來利益，迫害導致貧弱。

因此，在荷蘭，宗教自由不僅是一種道德理想，也是一種經濟策略。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議會明白：若要吸引外來人才與資金，必須保障他們的信仰安全。宗教自由遂成為國家競爭力的一部分。

五、思想的避風港：出版自由與理性精神

荷蘭的寬容最深遠的成果，是孕育出近代思想自由。由於其他歐洲國家普遍實施審查制度，許多思想家選擇在荷蘭出版著作。笛卡兒（René Descartes）曾旅居阿姆斯特丹，稱這裡是「能安靜思考的地方」。洛克（John Locke）的《政府論》、貝葉（Pierre Bayle）的《歷史與批評論叢》、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的《神學政治論》都在荷蘭印行。

特別是**斯賓諾莎（1632–1677）**的思想，成為荷蘭宗教自由精神的象徵。這位猶太哲學家主張「思想自由乃國家安全的保障」，認為政府無權干涉個人內心的信仰。雖然他本人遭逐出猶太社群，其作品也曾被禁止，但正是在荷蘭這樣的環境下，他仍能繼續寫作、思考，並為後來的啟蒙運動奠定基礎。

出版自由亦促進了學術與科學的發展。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成為歐洲最開放的學術中心之一，吸引了各國學者。荷蘭的印刷商與書商成為歐洲思想交流的樞紐，使宗教寬容轉化為思想與言論的自由。

六、加爾文主義的內在矛盾與妥協

荷蘭的寬容並非毫無矛盾。加爾文主義在神學上強調選民與異端的區別，理論上並不支持宗教多元。十七世紀初的「亞民念派之爭」（Arminian Controversy）即揭示了這一矛盾。亞民念（Jacobus Arminius）主張人具有自由意志，與加爾文的預定論相抵觸，引發全國激烈爭論。

1618–1619 年召開的「多特會議」（Synod of Dort）最終判亞民念派為異端，部分信徒被流放。然而，即使在這場宗教危機中，荷蘭政府仍未重啟大規模迫害。經過幾年內戰與政治調整後，亞民念派得以悄然恢復活動。可見，荷蘭的寬容雖有限，但相對於當時歐洲的極端排他氣氛，仍顯得前衛而務實。

這種矛盾的平衡——既維持主流信仰的正統性，又容忍異端的存在——正是荷蘭政治文化的精髓：自由不是無限的放任，而是理性妥協的產物。

七、寬容的制度化與社會結構

到了十八世紀，荷蘭的宗教寬容已逐漸制度化。雖然不同宗派仍有社會隔閡，但彼此共存成為常態。社會學家常用「支柱化」（pillarization）一詞描述十九世紀以後荷蘭的宗教結構：新教徒、天主教徒與世俗自由派各自建立自己的學校、報紙與政黨，互不干涉，卻共享同一政治體系。

這種多元共治的模式，使荷蘭在近代化過程中能避免因宗教對立而陷入內戰。宗教自由不僅保障信仰，更成為社會穩定與政治妥協的基礎。在這層意義上，荷蘭的經驗預示了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雛形。

八、對歐洲與世界的影響

荷蘭的宗教寬容與思想自由，對整個歐洲與新世界產生深遠影響。

1. 對英格蘭與美洲的啟發：許多英格蘭清教徒在荷蘭避難多年，親身體驗了宗教寬容的生活。1620 年他們乘「五月花號」前往北美，在新英格蘭建立殖民地時，即將「良心自由」視為核心價值。美國後來的《權利法案》中「信仰自由」條款，可追溯至荷蘭的榜樣。

2. 對啟蒙思想的影響：洛克與貝葉的宗教寬容理論皆在荷蘭出版，直接影響了伏爾泰、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伏爾泰在《哲學通信》中稱讚荷蘭為「世界上唯一懂得如何和平信仰上帝的國家」。

3. 對現代人權觀念的奠基：荷蘭的實踐證明，宗教自由並不導致混亂，反而促進繁榮與創造力。這一經驗為後來的世俗化與人權宣言提供了經驗基礎。

九、結語：理性寬容作為文明的信仰

回顧荷蘭的歷史，我們看到一種不同於宗教熱情的信仰：它信仰的是理性、妥協與共存。這並非出於冷漠，而是對人性與社會現實的深刻理解。真正的信仰自由，不是讓每個人都成為同類，而是允許彼此成為不同的存在。

荷蘭的寬容精神因此具有雙重意義：在歷史上，它是宗教戰爭的解藥；在文明史上，它是自由社會的前奏。從阿姆斯特丹的避難港到現代多元社會的理念軌跡，荷蘭所開創的不是一種制度，而是一種信念——理性比狂熱更能維持信仰，寬容比正統更能保存真理。